作者：翟少冬（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研究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在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武器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体现。考古发现，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史前阶段，进攻性武器主要有矛、戈和镞，因镞的数量比较多，就成为考察这一时期军事实力的主要依据。我们可以通过镞的形式演变发展和数量变化，一窥三四千年前早期中国主要文明体的战斗能力。

镞：从狩猎工具到兵器

镞，即箭头，在中国最早发现于鄂尔多斯高原上距今约5万~6.5万年的乌兰木伦遗址，为3件由石片打制而成的石英岩石镞。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骨镞成为仰韶文化晚期之前，中原地区镞的主要形式。磨制石镞虽然也有发现，但数量很少，且多为扁薄的三角形，形式简单。

仰韶文化晚期时，石镞的数量开始增多，在一些遗址中数量超过骨镞。龙山文化时期，石镞的数量大增，形式也向大型化和重型化方向发展，出现了镞身横剖面为三角形或菱形的有铤（箭头装入箭杆的部分）石镞，这种石镞较扁薄三角形石镞大且重，造成的伤口是个洞，不似扁薄石镞形成的伤口是条缝，因此杀伤力更强。

镞这种大型化、重型化的趋势和其武器化的过程一致。仰韶文化早期之前，家畜饲养还没有成为中原地区主要的生业模式，狩猎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手段之一，镞主要用作狩猎工具的可能性很大。仰韶文化中晚期时，家畜数量逐渐增多，至龙山文化时期，旱作农业和家畜饲养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主要生业模式。尽管狩猎依然作为肉食来源的补充，但已不是主要的生计手段，因此数量众多的镞用在狩猎上的概率较小。另一方面，此时期阶级分化严重，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从仰韶到龙山文化时期，一系列具有防御性质的带有城墙的聚落纷纷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族群之间冲突的频繁和激烈。因此,龙山时期的镞主要用作兵器的可能性更大，以应对因阶级摩擦而产生的群体性战斗。陶寺遗址墓地发现了2件射入人体的石镞，江苏邳县大墩子一墓主左股骨上的三角形骨镞，竟深入骨头达2.7厘米，足以让人相信石镞和骨镞可以造成致命的伤害，印证了镞用作武器的可能性。所以，无论从生业还是社会复杂化的角度来讲，都说明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镞可能已经是武器了。

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生产工具和镞的数量比例，与聚落等级密切相关。面积小于30万平方米的中小型遗址，如洛阳王湾遗址，刀等农业收割工具的数量最多，镞的数量很少，说明农业活动可能是其最主要的活动，战争活动很少；面积在30～10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等，农作工具和土作工具的数量占优势，相比而言，镞的数量不多，说明大型遗址开沟挖渠、修建城墙宫室的活动和农业活动较多，而军事活动不多；但10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聚落——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就明显不同，镞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同时农作工具、土作工具也不少，突显了都邑性聚落的综合实力。

石镞数量彰显陶寺的实力

陶寺遗址地处山西南部的临汾盆地，中期城墙内面积约280万平方米，是一处超大型聚落，极可能是尧的都城。陶寺遗址出土了数百件镞，其中陶寺墓地出土333件石镞、44件骨镞、8件蚌镞；居址出土32件石镞、111件骨镞、1件蚌镞，数量远高于遗址上发现的生产工具。

石镞和骨镞的形制多样，有三角扁薄型、扁薄有铤型、镞身剖面为三角形或菱形的有铤型，有的在镞身和铤之间还有关（脊后端与铤连接处），但大多数是三角扁薄型，长度均不超过10厘米。

陶寺遗址出土的石镞主要由坚硬的变质砂岩和相对较软、便于开片的页岩和泥质页岩制成，其中一半的石镞用变质砂岩制成。在遗址南边大约7公里的大崮堆山，曾是陶寺文化时期的一处石器制造场，这里也发现有数以千计的变质砂岩的石片、石坯和石料。矛形器坯是这处石器制造场最具特征、数量最多的产品，这些矛形器坯可能被带回陶寺，进一步加工成各种形式的石镞。石镞的生产前期，制粗坯阶段主要在大崮堆山，后期精加工制成镞的阶段主要在陶寺。遗址上发现的数以万计的石片、石屑和石坯等石器生产的副产品，表明陶寺曾有着规模较大的变质砂岩石镞的生产活动。大崮堆山丰富优质的石料，为陶寺大规模的石镞生产提供了保证，反映了陶寺较强的武器生产能力。

陶寺遗址周边目前没有一个遗址发现的镞的数量超过陶寺。陶寺文化的范围基本限于临汾盆地。陶寺文化范围内，位于陶寺西北25公里的下靳墓地共发现陶寺文化墓葬466座，仅出土38件石镞，11件骨镞，石镞原料以板岩居多，少量为大理岩、片岩，不仅数量少，而且原料上也不如陶寺。陶寺文化范围外，龙山文化时期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分别发现4件石镞、22件骨镞和29件石镞、35件骨镞，数量不可与陶寺相比。即使是嵩山周围的大型聚落王城岗遗址和瓦店遗址，发现的石镞或骨镞的数量也都比陶寺少很多。陶寺拥有石镞的数量明显高于同时期周围聚落，彰显了其较强的军事实力，这也成为其在临汾盆地核心地位的保证。

青铜镞保障二里头的都邑地位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西部的洛阳盆地，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被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镞，除480件骨镞、93件蚌镞、52件石镞、17件角镞外，还发现了25件铜镞，数量上比生产工具略少。二里头发现的镞均出自地层，墓葬中仅发现1件骨镞、1件蚌镞，这可能和二里头遗址目前尚未发现大型墓地有关。近年来在遗址宫殿区西南角还发现了二里头晚期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发现大量骨、角器的半成品，其中包括骨镞的半成品。而遗址上发现的骨镞也是以二里头四期的数量最多，应该和遗址上的制骨作坊有关。遗址上生产的主要是骨镞，目前还不清楚青铜镞的生产能力。

与陶寺相比，二里头的镞主要是骨质和蚌质，而非石质，可能与二里头所处的洛阳盆地缺少石料有关。但二里头克服缺少石料的短板，充分利用肉食消费后的骨头进行骨制品生产。同时，二里头吸收了欧亚草原传来的铸铜技术，将其转化为青铜铸造技术，主要用来生产礼器和兵器，兵器主要就是生产镞。青铜镞不仅在质地上较石头和骨头更加坚硬，形制上也更加先进。较大的两翼夹角，使得镞射入人体后伤口更大，镞底的倒刺使得镞不易被取出，伤害性更大。这种新型武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二里头的战斗力。

二里头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政治版图较陶寺大很多。镞的数量和聚落等级及性质密切相关，作为二里头文化范围内最大的都邑性聚落，二里头遗址的镞自然是最多的。河南巩义稍柴遗址被认为是在王朝核心地区具有加强二里头功能的大型聚落，出土不过12件骨镞、6件蚌镞。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被认为可能是二里头畿外的殖民据点，不仅具有拱卫二里头的功能，而且是为了获取如铜、盐之类的重要资源或交通便利而设立，发现的镞的数量和种类也比较多，推测是为了应对各种势力的威胁，尽管如此，它们拥有的镞的数量仍远不如二里头。版图内高于其他遗址的镞的数量、骨角器作坊的武器生产能力，以及青铜镞的出现，都说明了二里头政权军事实力的强大。

二里头文化的传播范围很广，学者们认为这种大范围的文化传播，靠的是二里头的软实力，而非军事打击的暴力行动。但武器装备是文化传播的坚强后盾，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基础，是政权间战略博弈的重要砝码。军事手段不一定要使用，但一定数量和先进的军事装备一定要具备，这样才可以起到震慑作用，并且满足作战需求。《易·系辞下》载“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阐明了弓箭的军事震慑作用。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箭镞，就见证了早期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威慑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1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