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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门古港遗址包括码头、航船、航线、航标塔、城市、窑业等，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迹中要素完备的港口遗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类遗产的空白，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增添了一个典型样本。

3月28日，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从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隔江与江心屿双塔遥相呼应。2021年10月，温州望江路下穿隧道施工过程中发现遗迹线索，工程立即停工。2022年，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发现了分别建于宋元和明清的朔门瓮城遗迹，实证千年以来岸线变迁的江堤、桥梁、陡门闸、栈道等建筑遗迹，还有8座宋代码头、2艘宋代沉船，以及数以吨计的宋元瓷片堆积和形式各样的漆木器等遗物，年代主要集中于宋元时期。800年前温州古港“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繁华景象，重现于人们眼前。

“这是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考古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价值，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支撑性遗产点。”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姜波如此评价。

过去，谈到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较多关注广州、泉州、宁波、南京等城市。温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着怎样的独特作用？朔门古港遗址的考古成果，从哪些方面凸显了温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地形得天独厚，城址、港址千年不易

创建于东晋太宁元年（323年）的温州古城已有1700年的历史，选址可谓得天独厚。城东西依山，北临瓯江，南濒会昌湖，因城址附近九山错列，状如北斗，号称斗城。瓯江下游南岸恰好有郭公山、海坛山两山东西相对，可以抵御江流与海潮的冲击，因此，两山之间的江段，港阔水深、岸线稳定。温州城便建于这段优良港湾之中。

得天独厚的地形优势，赋予温州坚固的城防和天然良港之利，加上城市规模宏大，自建城后，城址、港址1700年来基本未变。

由于处在中国东部海岸线中间位置，并具备优良的港口条件，温州很早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2018年，永嘉瓯北丁山古墓群中的东晋墓出土了原产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璃碗，这是温州较早参与“海丝”贸易的重要物证。唐代晚期，温州成为日商停泊的主要港口之一。北宋晚期至元代，随着龙泉窑的崛起，温州港进入鼎盛时期。南宋至元，朝廷在温州分别设有市舶务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考古发掘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港口形制。发掘区西、东两端分别为朔门瓮城及水门外遗迹群，中间跨度达380米的条带状区域中，密集分布着码头、沉船、杆栏式建筑、堤岸等。其中，码头遗址多为多级月台状的突堤式码头。两宋时期的突堤式码头多建于江边滩涂，平面呈长方形，石包土心结构，底部及周缘用木桩打底和围护，以抵御水流冲刷侵蚀，实现软基加固。这一先进技术，显示出古人的智慧。

温州具有推动海上贸易的物质支撑

温州地形“七山二水一分田”，导致“海育多于地产”。这里平原面积狭小，稻田不足，粮食不能自给，故渔盐等海洋产业和工商业占有重要地位，民间海上贸易十分活跃。唐代大历年间（766—779年），永嘉盐监即为全国十监之一，此后温州盐业一直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温州又是“百工之乡”，是著名的纺织业和漆器制作中心，宋代温州漆器曾有“天下第一”的美誉。

多山滨海的地理环境、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塑造了温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南宋以叶适为代表，形成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永嘉学派，主张“义利并举”，通商惠工，在思想领域影响深远。

温州古称东瓯，这里的先民以善于用舟、航海著称，至迟在商周时期已实现与中原的海路交往。三国东吴时期设置的横屿船屯，是当时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唐代温州成为全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括州（丽水）的造船基地即设在永嘉县城北沿江一带。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全国官营造船场年造船额2900多艘，诏“温州、明州岁造船以600只为额”。温州、明州（宁波）造船额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技术国内领先。

拥有丰富林木资源的浙西南山区，是温州船用木料的主要来源地。瓯江水道自古以来一直是木材运输的通道。直到今天，浙南规模最大的温州木材市场仍位于瓯江边上。此外，一些大木料多来自龙泉等地，故温州民间向有“龙泉料”之说。发达的造船业和辐射周边地区的木材市场，是温州港兴旺繁荣的物质基础，为区域内商品和温州商人走向世界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次考古过程中，古沉船的发现令人兴奋。虽然最先发现的第一艘沉船已经断成南北两段，残存的船头和部分船体变形严重，但根据隔舱板残存数量推测，该船全长约20米。另一艘沉船则发现于深达9米的西部隧道基坑底部。两艘沉船均为宋代的福船，具有龙骨结构、水密隔舱等当时最先进的创新技术，这说明当时温州同其他城市交往密切。沉船也进一步指明了宋代码头所在。

“天下龙泉”的海运起点和枢纽港

本次发掘揭露的密集分布的码头遗迹以及海量的瓷片堆积，印证了温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节点以及龙泉瓷贸易枢纽港的地位。遗址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集中分布，时代为元代，九成以上为龙泉瓷，且绝大多数无使用痕迹，应为贸易瓷在储存、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此外，还出土了建窑系黑釉瓷、青白瓷及瓯窑褐彩绘青瓷等其他窑系遗物，部分瓷器外底有墨书。

龙泉窑的技术源头，主要出自越窑。北宋中期，浙东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逐渐走向衰落。北宋晚期，浙西南以金村、大窑为核心的龙泉窑开始兴起。而地处二者中间地带的北宋中晚期黄岩沙埠窑，在烧造技艺上，以越窑为基础，吸纳北方定窑、耀州窑的长处，装饰纹样丰富，刻划技艺精湛，产品面貌向龙泉窑过渡。特别是该窑北宋中期晚段生产的双面刻划花青瓷，成为稍后一段时期龙泉窑的主流产品。

龙泉位于瓯江上游，顺江而下到温州换船出海，是龙泉青瓷当时最为便捷的外运方式。北宋晚期，为扩大龙泉瓷的外运，瓯江上游河滩还进行过大规模整治，使“凡昔所难，尽成安流，舟昼夜行，无复激射覆溺之虞”。瓯江顿时成为当时最繁忙的贸易航道之一，呈现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的盛况。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通常分为生产、运输和市场三个环节，朔门古港遗址与这三个环节相关的要素非常齐全，包括码头、航船、航线、航标塔、城市、窑业等，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迹中要素完备的港口遗址。它的发现，填补了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类遗产的空白，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增添了一个典型样本。

（作者为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