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丁龙史实何以一误再误

两甲子前美国劳工丁龙捐建哥大汉学系的往事，一直媒体热度不断。在央视和《北京晚报》报道丁龙故乡及其后人的消息刊出后，“丁龙热”引发了更多话题。前不久纽约组织了一场讨论会，我应邀报告丁龙史实挖掘始末，国内也有学者和听众线上参加会议。会上有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丁龙当年捐建之汉学系成就和名声都比较高，可为什么近一百年间却很少有前辈中国学者告知它是华人发起建立的呢？

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前钱穆也问过。他说：“余居北平教读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教授多数以上全自美国留学归来，亦有自哥伦比亚毕业来者，但迄未闻人告余丁龙事……”抱不平的钱穆就道听途说写了丁龙故事。不幸的是，他的文章却又以讹传讹造成了新的误释。钱氏文章不仅把丁龙的祖籍从广东误搬到了山东，而且把丁龙发起的捐款写成了他主人的捐款，更把丁龙捐款时间写成了死后。

如我之前相关文章里也提到的，此前国内有名人在自传中隐约提到过丁龙，比如蒋梦麟、胡适英文传记和回忆录中都说过丁龙，但大都误植了史实，以至于让丁龙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鉴于这次纽约讨论会上仍有很多人质询这一问题，我觉得有再澄清一下的必要。

廿年前寻找丁龙时，我曾在中国早期留学哥大著名学人如蒋梦麟、胡适等人回忆录和文字中寻找线索，希冀得到点帮助。因为他们当年来自中国、在哥大读书时汉学系刚建立不久。我觉得他们必然会对它有所关心，而且他们的导师跟汉学有些关系。其次，这两位都是中国著名学人、强调实证做学问的大家，写自己发祥地的亲历历史，应该值得期待。在仔细查找后，我也真的从他们的记述中找到了片言只字的线索，但旋即发现这些并不具学术价值，甚至误导我的研究，只好又遗憾地将它们舍弃。

这里重点谈一下蒋梦麟的研究。蒋是早年留学哥大的教育学博士，他后来陆续几次主政过北京大学，曾是个一时风头无两的人物。当年他在哥大读书时，汉学系刚建立不久。在他的自传资料里有关于丁龙的记述，为什么他这份资料不具有参考意义呢？

二 蒋梦麟这样说丁龙

蒋梦麟的资料出自他的英文自传，1947年在堪称权威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做《西潮》(Tide from the West,以下引文皆出自此书)。

在这本英文传记第164页，蒋梦麟刚开始时没谈哥大汉学系的创建，而是用调侃的口气先谈了中国传统贪渎之风。以一段无稽的轶事证明中国人爱钱：据说拿破仑曾经有个中国厨子，他临死前惦记这位忠仆，交代“要善待他，因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中国人爱钱，你们应该给他五百法郎”。

接着，蒋梦麟顺便举了丁龙的例子。他说，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丁龙汉学讲座教席，是为了纪念一位来自中国的洗衣工丁龙和他一生积攒的洗衣钱。丁龙在临死前，把他积攒的一袋金子交给他的主人，希望他“为中国做点好事”。他的主人后来又加了些钱，在哥大建立了一个汉学教席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

蒋梦麟这段叙述有着根本性的错误且失实。读者如果不熟悉那时的时代背景，就很难理解这一版本错误的性质。第一，丁龙不是洗衣工。他是当年一位成功商人、哥伦比亚大学校董卡本蒂埃先生的管家。第二，捐款时丁龙并不是“临死前”，他捐款后又活了35年。第三，丁龙捐出的并不是“一袋金子”，而是一张支票。第四，哥大建立汉学系乃经过缜密论证，并非蒋氏写得那么偶然、草率和富有喜剧性。

蒋梦麟上面写的关于丁龙捐款在哥大建立汉学系的传闻很有画面感，但事实上却是荒诞不经。

当年，“洗衣工”是西方人对华人猪仔的特定刻板标签，而且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蒋梦麟想当然地把华人劳工对号入座写成了洗衣工，进而创造了“一袋金子”的情节。

其次，众所周知，到美国淘金也被认为华工的一种身份。但矛盾的是，既然前面蒋氏已经断定了丁龙身份为洗衣工，而且当年付给洗衣工的工资从不以金子作为计量单位，那他将丁龙捐钱的情节写成“一袋金子”又出于什么目的呢？是为了叠加当年华人猪仔洗衣加淘金身份的刻板印象？还是为了增加幽默感和调侃效果？不得而知。

但无论如何，这违反了基本史实。

三 早期华侨间的“阶级沟”

我不愿仅据此就断言这里蒋梦麟是在刻意捏造，更合理的推论大约是，他对当年哥大学术生活不够关心，而且对学校当时发生的一些基本事实不去核定，想当然在造故事。但写书的蒋梦麟没想到他是名人，说话写文章是有影响力的，这种错误叙述通过名人效应容易扩大，将寻路者导向歧途。同时，这个小例子也足证蒋梦麟的写作和研究并不是如他信仰的实证主义态度，根据事实说话，或如他跟胡适标榜的做研究要依据实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评说对蒋梦麟有点苛责，当年他或因不能知道哥大汉学系的真实情况而只能附会道听途说吧？事实并非如此。

考稽当时出版的英文资料和哥大校史，我们发现蒋氏在哥大读书时，汉学系建立和发展是件让人瞩目的大事，当时的报纸刊物乃至哥大的出版文献等对之都有记录。专业是研究中国教育的蒋梦麟对发生在本校、眼皮底下的这件大事稍微留心一下，就不会这样草率对待这段史实。

查找当年出版物，下面列举几项其时公开发布的资料，足证蒋梦麟有机会了解丁龙及汉学系建立的详细信息：在191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书中，列明了1901年丁龙汉学系22万5000元的捐款及建立事实。1918年《社会与学校》期刊也详细报道了丁龙汉学系创建和卡本蒂埃捐款情况。1920年，哥大校委会出版的《哥大宪章、规则、法律文献和官方记录》等书中都详细记录并报告了当年汉学系的建立及发展起讫史料。

这一段时间正是蒋梦麟在哥大读书前后。他1912年从加大伯克利分校毕业就到哥大读书，1917年夏天毕业回国。这些资料多是在他哥大求学期间前后出版的。它们是当年哥大学子手边的母校工具书。只要稍稍留心或浏览一二，就不至于自传里写出上面那些天方夜谭般的文字。

退一步讲，即使不读书，如果蒋梦麟对当时哥大汉学研究及刚刚建立的汉学系稍微有点兴趣和关注，他也不至于闹出前述文字笑话。他当年的宿舍哈特利楼跟汉学系只有数十步之隔，而且据考，蒋梦麟当年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对中国教育原则的研究。写作论文时，他不可能不去查找并利用哥大当时新建的汉学系和图书馆的中文资料。那时，汉学系刚成立，若想了解其建系原始资料不难。如果说笔者在90多年后仍然能在他当年查资料写博士论文的图书馆里，找到当年丁龙捐建汉学系的资料及卡本蒂埃和校长间关于建立汉学系的原始通信，当年蒋梦麟寻找这些资料应该更容易些。可惜他没有关心这个他本该关心的话题，却在写自传时给出了错误信息。考虑到蒋梦麟提供的信息，是首次由中国名人写的最早关于丁龙的英文资料之一，这种错误是令人遗憾的。

其实，蒋梦麟写其在哥大求学生涯令人不解的地方不止这一处。大家都知道，他一生成功的起点正是因为他哥大博士出身。他在其自传中曾经不无得意地写到他因此一步登天的自豪。那是在他回忆自己19岁刚刚考完秀才，准备继续投考当年的入仕捷径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读书，可他当年却没被录取；笔锋一转，他就旋即写道：“想不到十五年后，我竟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校长，真是世事难料呵”(第58页)。——他凭什么能够这么幸运一步登天呢？在当年，哥大的资历自然是重要因素。

跟与他同时代的学人胡适、马寅初等一生都喜欢大讲特讲哥大并以此为荣相反，不知何故，蒋梦麟几乎对自己求学哥大时的具体学习生活和成长经验，只用“关于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那些年的细节我不能详述，那可真是太丰富啦！”(第87页)一笔带过；这种敷衍无论如何都令人费解。与之相比，书中他却对纽约城市的繁华念念不忘，描写得非常有情。甚至连他离开哥大即将返回祖国前，在俄亥俄州跟刚结识的女孩划船调笑游湖的笔墨和各种琐碎回忆，都远多于在哥大求学五年的篇幅。相关描写过简，不由不让人对他的哥大学术研修经历感到有些遗憾甚或生疑。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创造了“代沟”这个词，来形容不同时代人们间互相理解的心理隔阂。其实在早期海外华人中间，除了代沟还有“阶级沟”。有些精英或富裕阶级子弟留学生往往自视甚高，他们刻意自外于下层华人阶级，也许是这种心理，让某些精英不屑于去考据史实，或不愿意将自己与丁龙联想在一起？(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