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自发性、独立性、独创性、连续性研究和阐释方面，山西晋南和晋东南的遗址发现和典籍传说的对应，显示出中华文明的两个独有特征：一是文明发展脉络的完整性；二是作为自发主体文明的独创性。

       中华文明起源的完整

       脉络系统在山西的体现

       中华文明是在黄河流域自发产生的独立文明，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东方文化的主体文明。晋南的临汾吉县人祖山南麓柿子滩遗址的考古发现，测年为距今2万年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不但发现了磨盘、磨棒、取火器等细石器工具，还有贝壳饰品、岩画等人类早期的艺术创造作品，与中华神话传说中女娲、伏羲时代相合，是中华文明初肇时期的珍贵佐证。人祖山古称风山，主峰上有自然造化形成的环形石门——风门，应该是古籍中记载的女娲“风姓”的由来。柿子滩遗址面积有6万平方米，与方圆50公里范围内的数十处古文化遗址属于同一时期，包括地势较高的人祖山主峰南麓的造化坪和北麓的水獭坪，这三处主要聚居区的高低落差，印证了地理发现中的海浸——距今2.5万年前后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导致的全球洪水泛滥，迫使古人类迁徙到1000米以上的高地躲避，以及距今1.5万年前后，地域性小规模洪水多发，造成早期人类部落在高山和平川间往返迁徙，这与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的传说的时间跨度是契合的。考古发现和地理发现与神话传说和古代典籍的对应，也佐证了中华文明的自发性、独立性和主体性。

       “太行自古天下脊”，海浸造成了太行山以东都是汪洋大海，这就是为什么精卫填海的传说生发地在太行山系的晋东南，而不是今天的沿海地区的原因所在，也是华夏文明腹地从黄土高原的黄河流域生发的客观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的是，炎帝神农氏一族生发于今河南中部的平原地区，因为洪水频发沼泽遍布，被迫沿着豫西的群山向北迁徙到晋东南的太行、太岳高地，正是晋东南的高原高山地形为多部落聚居形成联盟创造了条件，也成为最早的农业文明产生的自然条件。传说神农氏“三岁知稼穑”，这一族是农业文明的开拓者，他们来到植被茂盛的太行山之野，放火烧山开辟耕地，利用草木灰作为肥料，因此神农氏又被称为“烈山氏”。太行山区植物种类繁多，神农尝百草而成为中药的发明者。早期农业文明的发展使得神农氏一族繁荣发展，成为当时的天下“共主”，被尊为炎帝。炎帝在政治上很开明，对其他部族也非常宽容，这一历史时期的事件通过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被浓缩和传播，成为中华远古文明初始阶段的珍贵记录，《山海经》所记的《精卫填海》的故事发生地“今在上党郡长子县西”，说的就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在东海游泳不慎溺亡而化身为精卫鸟的传说。

       历代的史学家普遍认为黄帝是中华文明的第一座基石，是因为黄帝完成了历史上文治武功政治社会发展的第一次巨大飞跃，就连《史记》也是拿他来开篇，后世流传的各种学问都被冠以他的名号来正本清源。传说中所谓的炎黄大战，据考证其实主要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因为炎帝传了数代之后，其他部族日渐坐大，尤其南方九黎族的首领蚩尤征服了炎帝的不少部族，蚩尤想做天下共主，所以也自称炎帝。后面，黄帝先收服了炎帝的残部，又与蚩尤大战于阪泉、涿鹿之野。这个中华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战场就在今天山西晋南运城市盐湖区，阪泉是注入盐湖的泉水，涿鹿在原解县西南二十五里的浊泽，也叫涿泽，黄帝北渡黄河，穿过王屋山来到这里，经过三次大战斩杀了蚩尤，蚩尤的血流入涿泽化为盐池，所以，历代晒盐都尊奉蚩尤神位，如今，运城盐湖边还有传承数千年的蚩尤村，村民都自称蚩尤后人。神话传说蕴藏着历史事件的精髓，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之所以在盐池边上发生第一次大战，是因为我们的远古祖先已经把盐看作发展命脉，谁控制了盐池谁就能号令天下，实际上这是一场资源争夺战。无论如何，战胜蚩尤后，黄帝代替炎帝成为天下共主，在他的治下，中华民族开启了政治、农业、科技、文化等诸方面全方位的第一次大发展，尤其是天文历法、文字算数、衣食住行、道德经书以及种种发明创造，均被认为是黄帝奠定了这一切文明的基础。

       黄帝之后的另一个文明高峰是帝尧缔造的，综合各种典籍记载，帝尧的父亲帝喾是黄帝四世孙，母亲庆都是炎帝的七世孙女，所以帝尧就是炎黄子孙。帝尧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类似于黄帝，但他在政治文明、社会治理方面的创举是空前的，领先于人类其他文明成为最早和最成熟的，因而他开创了被誉为“尧天舜日”的原初理想社会图景。帝尧被推举为共主后，定都在平阳，就是今天山西晋南临汾尧都区，“康庄大道”《击壤歌》等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社会发展的文化符号都发生在这里。尧舜时期，制陶业进入一个鼎盛高峰，今晋南襄汾县发现的陶寺遗址，是中原龙山文化中规模最大的一处，考古发现经测年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900年之间，处于距今4300多年的新石器晚期，陶寺遗址呈现的王城祭祀区、平民生活区、手工业区、墓葬区、观象台等已经具备国家形态，因此被学术界提出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尧舜时期的文明遗迹，不仅仅局限在遗址文物上，还有更为珍贵的“活化石”——传承4000多年从未断绝的“尧舜神亲”习俗：自帝尧访贤得到舜，把二女娥皇、女英嫁给舜“以观其内”，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唐尧故园所在的晋南洪洞县甘亭镇羊獬村的父老乡亲都会抬着嫁楼，在方圆村庄成千上万乡亲的簇拥下鼓乐旗幡前往舜耕历山的万安镇神里村，把两位公主（甘亭人叫姑姑）接回来省亲；待到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舜帝故里万安神里村的老百姓又会抬着嫁楼来把他们的娘娘接回去参加夏收，这期间羊獬村的“姑姑庙会”一直举行盛大的庙会，蒲剧、眉户等各路剧种轮番在娥皇、女英殿前的戏台上进行娱神的演出，这一数千年的婚嫁习俗从未断绝，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尧舜走亲习俗不但是婚俗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锣鼓文化的源头，相传尧舜二帝亲创的锣鼓品牌《吃凉粉》《西河滩》等走亲路上的故事反映，至今还被当地民间不断演奏，1990年，帝尧故里甘亭锣鼓队还在北京亚运会上进行了表演。尧舜时期，音乐发展为成熟的艺术形式，乐圣师旷的故里就在晋南洪洞县曲亭镇的师村，庙、墓等遗址均在；法治文明日趋成熟，法祖皋陶故里在晋南洪洞县甘亭镇士师村，是中华法治博物馆所在地。尧天舜日的公天下尾声是大禹治水，如今晋南运城河津的龙门还留有当年开凿时烧黑的石壁和凿痕，用树木把山石烧红然后引冷水浇灌引发爆炸的开山技术，是上古先民对物体热胀冷缩现象的发现和巧妙运用。

       在禹的儿子启开启家天下之前漫长的先夏时期，从中华人祖女娲、伏羲到炎黄二帝，再到尧舜禹公天下禅让制，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各个阶段，在山西的晋南、晋东南都有典型的遗址和活跃民俗发现，体现出中华文明起源的完整脉络系统，这是山西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阐释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尧天舜日反映出中华文明

       作为主体文明的独创性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当一个群体的人们认同共同的神话或者神话人物时，民族认同才算真正形成。神话高于或者不限于国家层面，常被认同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历史。中国的创世神话系统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神祇，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坚实基础。

       在人类的远古时期，语言产生之后、文字诞生之前，人们要记录本氏族或者部落联盟的祭祀或者战争事件，通常用的是结绳记事，《周易》云：“上古结绳而治。”马克思也在他的著作中详细描写过印第安部落用拴着珠串的绳结来留存“文件”。研究发现，古人类结绳记事的方法很繁复和丰富，除了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绳结之间的距离不等和拴系的标志物等，都记录着该事件的核心内容。历史事件、物产渔猎、经济活动、战争胜败、自然灾害，凡此种种，都用不同的绳结方式来记录和留存，当需要还原或者流传时，就需要首领、祭师或者重要的亲历者来充当它的解释者。日积月累，这个“档案馆”的存量是呈指数级增长的，解释者的头脑不是计算机，他需要想办法“压缩文件”才能把大大小小每一个绳结里的信息的核心内容记住，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复盘和传播；尤其是史前大洪水、炎黄蚩尤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怎样把事件要素提炼出来，并用最精短的语言把漫长的历史过程形象化地记录和表述，就成为解释者亟须的技术攻关和艺术手段。

       于是，神话故事在绳结的解释者口口相传中出现了，“女娲补天”“伏羲画卦”“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一个个绳结所包含的历史事件被压缩成一则则精短的神话故事，得以代代流传。神话，成为历史史实的文学化表达，它们所包含的巨量的信息，等待着后世的解码和复盘。对中华神话故事的解读，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重大，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成功的经验。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启动了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年代学研究项目的创新之处，是把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与人文学科相结合，就是把考古学的发现和测年技术学的科技手段，用于对历史学、文献学的对比和佐证，尤其是以田野发掘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致力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成果，经过测年技术学认证，对应印证了《尚书》《左传》《史记》等典籍中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历史的记述。随着年代更为久远的遗址的发现，“断代工程”的科学方法正逐步对中华神话故事的史实解读提供新的可能，当然，这需要长期的研究和更多的考古发现佐证。目前来讲，学界普遍认为帝尧时代是中华文明传说和史实的分水岭，孔子定《尚书》自尧始，历代都把尧时期认定为信史，尧不是神祇，而是一位圣人和帝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展到现阶段，文明历史的久远和自发性、独立性、连续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中华文明研究和阐释的重点应该放在其作为伟大的主体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开拓贡献上，比如尧天舜日反映出的中华文明作为主体文明的独创性。无论是神话传说中的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的大战，还是《史记》所载的炎黄蚩尤大战，上古各部族之间都是通过战争用武力来争夺共主地位的，到了帝尧这里，他发明了用各部族派代表协商的公举制度来产生共主的政治文明，并且亲身践行这个制度，把帝位禅让给了舜，在尧的影响下，舜又禅让给了禹，大禹后期尧留下的影响力减弱，才把帝位世袭给了儿子启，公天下终，家天下始。从漫长的原始公社时期到数千年封建帝国时代，帝尧之前的各部族共主基本都是血亲传承，尧舜之后更是父终子继的世袭制，唯独尧天舜日的公天下时期是公举和禅让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华民主政治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巍巍高峰和奇异光芒，因此，历代的史学家都穷尽了最高的赞美之词来颂扬帝尧的伟大。孔子定《尚书》便从尧开始，他把尧比作天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司马迁更直接地称颂帝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帝尧如此伟大，自己却过着“茅茨土阶”简朴的生活，每天坐着一匹瘦马拉的破车巡查民间疾苦，他还在茅草屋顶的夯土宫殿前立了一根木杆，上面拴块木板、下面吊根木槌，名曰“诽谤之木”，欢迎人们来敲击木板发表意见，这个诽谤木就是华表的前身，成为中华文明作为主体文明的独创性的标志。

       陶寺遗址的发现，对应了《史记》和《尚书》的记载，使得尧舜时代成为信史，帝尧所开创的尧天舜日的原初理想社会形态，成为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辉煌的一笔，其丰富的史料和传说故事，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阐释的海量宝库。

       综上所述，山西的考古发现佐证了中华文明的两个独有特征：一是文明发展脉络的完整性，二是自发主体文明的独创性。这是山西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阐释中的独特地位和贡献。



编辑：魏颖
来源：大视野新闻网
供稿：郝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