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青年驻村第一书记”

原标题：驻村第一书记的青春纪念册

5月，四川大凉山，通往昭觉县三河村的公路边，索玛花红粉相间，绵延至陡崖顶端。三年前，这些索玛花曾用茂密的藤枝拦停了一辆高速冲下陡坡的汽车，汽车被挂在悬崖边，万幸没有坠下。

车上5位驻村干部中，有一位是记者所采访的李凯，三河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母亲听说后坚决要他回成都，但他没有犹豫，径直走回村里，“那里有太多渴望的眼睛”。

在他的“乡村振兴日记”里，没有写下这一段惊险的情节；记者在江西武宁、重庆巫山、山西陵川的驻村第一书记的笔记本上，也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叙述，尽管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危险时刻。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中，记录的都是“复垦”“平整土地”“蔬菜价格”“村道硬化”……琐碎、微小、事无巨细，像汪洋里的浪花。

别看浪花小，万千小事，最终聚成波澜壮阔的当代史诗。正是黄文秀为代表的勤恳踏实的驻村第一书记，投身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基层一线，乡村振兴的宏大画卷才因此变得具体可感又希望无限。这是他们的燃情芳华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

不只为一句“卡沙沙”，还为了更多人的“兹莫格尼”

2021年2月25日，北京，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三河村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站在人民大会堂，李凯代表全村父老带给习近平总书记一句“卡沙沙”（彝族语，意为“谢谢”），一句“兹莫格尼”（意为“吉祥如意”）。

村民说，那是他们的祝福，献给他们心中敬爱的领袖，也献给他们身边的身居最基层的书记李凯。

“这个年轻人，很有办法，能往村民心里钻。”驻村干部向记者介绍，“尽管很多时候，干部和群众的语言交流不是很通畅。”

曾经的易地搬迁项目中，村里征用了个别村民的农田。后期修建略有调整，有近一亩的土地因既没有施工也没有交还农户，闲置了三年。

要支付征地建房的土地费用时，搬迁农户与被征地农户两方争执不下，村干部遇到了“硬碰硬的难题”。李凯被推选为“解题者”。

“我的破题思路就一条，设身处地为群众想。”李凯没有把矛盾责任归给一方，而是站在各自角度冷静分析—易地搬迁户想把地退还给当初被征地的农户，是因为觉得地没有利用上，还得多交钱，心里肯定不愿意；被征地的农户觉得地荒得久，复垦难，而且收成不好预期，心里肯定犯嘀咕。

“都有道理！”李凯作出决定，费用由村委会来担。他不是只会“拍胸脯”的干部，短短时间里，他已算了一笔账—新建的多功能圈舍很快启动，申请到的资金便可用于村集体，集体经济的营收支付这笔“小钱”绰绰有余。

“李书记算得长远着呢。”驻村干部们抢过话头说，这块平整的土地以后便是村集体所有，成为未来项目发展的储备用地，“这个题解得妙，实现了共赢”。

那一天，李凯听到连连的“卡沙沙”。

“都是小事，还要采访吗？”李凯不只一次问记者，他觉得“这些事太小了，能上大报吗”。

可他不知道，他帮助过的村民洛古有伍，已等候记者多时。记者从翻译的口中得知，洛古有伍最爱养羊，可他起初不愿加入合作社。他摆出各种理由，但李书记最懂他，知道他真正的理由是因文化程度不高，担心在合作社算不过别人、吃亏。

“李书记从不说出口，但他看穿了我的心。”洛古有伍倾诉道，“他带着我的亲戚朋友加入，让我和他们合作。渐渐地，我信心来了，我相信他！”就这样，李凯悉心照顾着村民的经济生活，也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人们在发展途中的尊严。

2018年6月，西南石油大学选派90后辅导员李凯到凉山驻村帮扶，三年期满后，李凯延期了一年；一年快到，李凯又一次提交了延期申请。

不只为一句“卡沙沙”，还为了更多人的“兹莫格尼”—在李凯的笔记本上，记者看到了这句话。

温柔的爱播撒在寻常日子，盛开在大山深处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颁奖台上，另一位青年郭子涵也在。“看似是我一个人走上台，实际上我接过的是两代人的荣誉。”这位驻村第一书记泪流满面。

她的父亲郭建平是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附城镇台北村第一书记，因劳累过度不幸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1岁。父亲去世十天后，郭子涵主动申请到脱贫攻坚一线，继承父亲遗志，来到台北村。这是她的“青春纪念册”中厚重的一笔。

“替父从征”的郭子涵与《木兰辞》中的花木兰不一样，她的驻村第一书记生活里，没有那么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般惊天动地的时刻。“历史性时刻往往都需要酝酿的时间，每一桩伟大的事件背后都有一个扎实的发展过程。”在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的路上，26岁的郭子涵把所有热情投入这个“酝酿过程”中那些看似平凡而琐碎的事务。

如今郭子涵已赴秦家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产业发展、文旅康养项目、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大事小情处处考验着她，时时占用着她的精力。采访只好在夜深人静时进行。

“让您陪着工作到这么晚，很抱歉。”郭子涵很照顾记者。她给人的最深印象便是温柔。“流淌在她的语调里，还体现在她心细如发、体贴入微的交流方式中。”多年与郭子涵接触的村民对这份温柔感知得更为真切。

每个月的防返贫监测走访，郭子涵一天从黎明到深夜，要走访二三十户村民，直到走完300多户。子女在外打工的叔叔婶婶，像盼女儿一样盼着“小郭书记”到来，和她拉家常、谈心事，迫不及待。

宏大事业的根基，正埋藏于日常的细节处。“一斤玉米卖到1块2还是1块4，郭书记记得比我还清”“大冬天，小郭书记手上长了冻疮，可她首先想到的是俺们的取暖问题，帮俺们申请‘煤改电’，后来每家都免费安装了空气能取暖设备”……温柔的干部带来的是坚强的支持，润物无声的力量鼓舞着一群人积极乐观地往前奔。

“乡村振兴不只是把自己的腰包弄鼓，还要在观念、意识和做法上全面进步。”很多村民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从“小郭书记”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这个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郭子涵说，“但只要在这里一天，我就不会停止这样的状态。”

在她工作过的台北村，记者看到一条800多米的硬化路，浅色一边是父亲组织修的，深色一边是女儿组织修的。在太行山深处，在村民攘来熙往的路上，这抹深青色，见证着一位自认为平凡的青年不平凡的青春。

把自己“种”在村里，把希望“种”进人心

江西省武宁县东山村，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站在高处远望，宽阔村道将山与水隔开，一边是屋舍红蓝相间，一边是湖水波光粼粼。

这派美丽景致，离不开驻村第一书记谭翊泉和驻村干部们。他在这里工作了八年。

面对“庐山西海滨湖第一村”的全面振兴，谭翊泉有太多的“大概念”可以谈，但在记者面前，他更愿意讲竖一排路灯、修一条路，建一个操场。“乡村振兴，首先是提振人心，做的事要实。”他说。

谭翊泉的故事令人感慨—一个村庄的旅游发展，居然是从一场篮球赛开始的。

做乡村旅游规划时，村里选了8栋保留完整的土坯房，计划做民宿。房主基本答应了流转，但一听说是搞旅游、还要重金打造，租金坐地起价，把投资人吓得跑了回去。

事情陷入僵局。“短视，是因为大家对村子和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村庄逐渐“空心”，驻村第一书记对这一点体会很深。他必须通过别的办法解决问题。

时逢乡里举办农民运动会，各村要组队参赛。谭翊泉将之视为扭转局面的好时机。

之前的运动会，村民热情不高，鲜有人报名，连一个篮球队都组不起来。村两委多方努力，邀请了许多在外地的年轻人回家备赛、训练。

效果出奇地好，现场空前地热闹，篮球队连连获胜！在村民心中，那场面丝毫不逊于贵州的“村BA”。

消息不胫而走，许多在外地的村民都自发购买机票、火车票回家，为决赛助威。“决赛，场上选手卖力，场下观众喝彩，硬是把全乡最厉害的队打败了，问鼎冠军！”驻村干部兴奋地描述着，“获胜了！村里人全都抱在了一起，欢呼响彻全场。”

那天晚上的庆功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抒发着对家乡的情感。借着机会，谭翊泉给年轻人诉说了打造东山村的构想。

“谭书记，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家里人的工作，我们来做。”这些年轻人袒露，他们的内心里，对家乡的未来曾有过“荒芜”的想象，但谭翊泉和干部们“种上了一片充满希望的绿色”。

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德高望重的乡贤们也加入乡村旅游建设。村子里建起了十几栋民宿。

5年前，驻村期满即将离村之际，谭翊泉写好了返回九江学院的申请。老支书彭仁训拿来了一沓写满名字的纸，上面是全村53名党员推选他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签字。

老支书只用了一句话就留下了这位年轻人—“村子需要你！”

他一直留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