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派面孔”

原标题：从行业菜鸟成长为技术专家  人到中年选择考公（引题）

36岁，他当上了基层公务员（主题）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静 统筹/林艳 张彬

近日，一个考公“利好”悄然出现：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对于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人员）的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以下，曾经的年龄“硬杠杠”松动了，感触最多的或许就是那些为此奋斗过的人们。今天要讲述的是一个大龄考生的故事，他在35岁那年压线冲刺，最终在过了36岁生日之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

凌晨5点，天还没亮，狗吠声不时响起。曾诚带着选票，摸着黑从镇上回到了村里。农村人起得早，稍微晚一会儿，不少人就去地里干活了。他得赶着在7点前把选票送到村民手中，待村民勾选后再进行回收。

36岁的曾诚是海南某乡镇的基层公务员，日常需要面对各类繁杂和琐碎事务。两年前，他还在一家大型通信企业任高级工程师，工作内容是解决各类高难度技术问题。

曾诚2010年毕业后即进入该企业，长期为某知名运营商提供技术服务。在行业扎根十余年，他经历了从2G到4G的技术迭代，从行业菜鸟成长为技术专家，却在34岁这年决定备考基层公务员。

转行的念头早就埋下了。通信行业技术不断更新，随着年纪增长，他感到自己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工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通信技术人员吃的是青春饭，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工作强度大、压力大，年纪大了不能像二十多岁的人那样加班。而且在行业耕耘多年积累的经验对飞速发展的通信技术来说不值一提。”

更重要的是，行业近年来不太景气，业内频繁出现裁员、降薪，同事们饭间闲聊也不时谈到“中年危机”。积累的经验很难迁移，转行难度太大。有同事在现有项目上待不下去，更换到了其他省份，也有同事去了海外。这两个选择都意味着与家人两地分居，曾诚无法接受。公务员成为一个备选。

“占尽”所有劣势 两次考公终“上岸”

曾诚在陕西某乡镇长大，他想，如果能够到基层做公务员，他一定要为基层民众争取应得利益，让上层的惠民政策真正落实到民众身上。

“公务员考试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最公平的一种求职途径。”曾诚说，笔试在公务员报考环节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中，行测题目必须经过大量练习才能取得高分。而面试环节的考官由系统随机抽取，直到考试前一天才能得知考场与考生信息，这也最大限度保证了公平性。

他说，在考公这件事上，他“占尽”所有劣势：大龄、在职、理工科（只能报考乡镇三不限岗位）、家有两孩。而他唯一能保证的是——作决定后全心投入。

与其他人相比，曾诚的复习计划显得“过于扎实”。工作日从晚上9点学到深夜1点，周末去自习室进行模拟练习并及时查看错题解析。平时午休时间，曾诚也会在办公室拿出手机看会儿资料。

“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多复习几轮，我真记不住。”曾诚对年龄劣势有着清晰的认知。某次，他到一所中学考场参加国考。考场外，各大公考培训机构兼职人员正积极地往考生手里塞传单，但路过曾诚身边时，这些人都绕了过去。他忍不住叫住了其中一人：“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发传单？”对方也愣了：“叔叔，您不像是来参加考试的，像陪考的家长。”

对此，曾诚倒是坦然，“像我这样年纪的确实比较少，我心里有数。”

2020年9月（当年由于疫情影响，省考从上半年推迟到下半年），曾诚以“势在必得”的心态参加了省考。虽然取得了高分的笔试成绩，但当时报考的法院岗位高分考生集中，他终因第三进面、综合第二的成绩无缘走到最后。

那时的曾诚一度丧失了信心。他形容自己的状态是“付出了能付出的一切”，但也没得到想要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以为35岁的自己没有机会重来，直到他发现，报考政策的年龄要求里写着“35周岁以下含35周岁”。这意味着，在没满36周岁前，他还能奋力一搏。

休息不到一周，曾诚又投入到了第二轮复习中。5个月后，2021年3月底，曾诚第二次参加海南省省考。考场设在离家20多公里的一所中学。下午5点，他走出考场，一眼看到了在人群中等候的妻子。“我可能又要干回老本行了。”想着数量题没做完，考前几次模拟成绩略有下滑，曾诚有些灰心丧气。“反正这是最后一次，我们经历过了，也尽力了，结果怎样，我们也管不了，反正已经考完了，先放松下自己。”妻子安慰他。

一个月后，曾诚正在办公室工作，手机微信群弹出查成绩的公告。他点开链接，输入考号，跳出来的成绩页面让他难以置信：“行测75.2、申论74、总平均74.72。”在该岗位的1000多考生中，他的成绩排名第一。

他偷偷对自己比了个“V”的手势，随后把成绩转发到了家庭微信群。妻子也高兴得不敢相信：“你不是说发挥得不好吗？怎么直接是第一名？”

这是曾诚考公过程中最开心的一天，辛苦努力两年终于看到了结果。但其实，这个成绩也伴随着小小的遗憾。因为专业、年龄限制，为了确保成功，在前期报考选岗中，他没敢报考热门岗位。

曾诚选择要报考的岗位时也经历了反复权衡：先列出所有可报考的岗位，再去掉热门选项，然后统计意向岗位历年的报名人数及竞争比，还要对比交通条件（离高速公路的距离）、回家便利程度等。直到临近报名截止时间，他才提交了报名信息。

考试成绩公布后，曾诚发现，即使在所有乡镇中，他的成绩也非常靠前，报考省会城市的三不限乡镇岗位也是可以考上的。

“只有最后一次机会，根本不敢报考竞争大的地方。即使让我现在再选，我也不敢冒那个风险。如果再年轻几岁，可能会报考市区或市区乡镇的岗位，这样就每天都能回家了。”曾诚说。

扎根基层 有落差也有价值

2021年5月底，曾诚以综合第一的成绩进入体检政审环节。一天，他和家人正在外游玩，突然接到组织部的电话：“有一项体检指标需要复检。”

“为什么我这么难？我不会栽在体检上吧？”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原本已经放松心情的曾诚再次慌了神。好在，最后是虚惊一场，复检结果：一切正常。

过五关斩六将、经历重重波折，曾诚终于在2021年8月底正式入职报到。此时，距离他的36周岁生日已经过去了近3个月。长长的培训名单上，他一页页翻过去，同批入职的大多都是90后的年轻人，有的甚至比他小一轮。

最直接的差异是收入待遇。2021年9月，曾诚收到试用期第一笔工资，不到5000元。而大约十年前，他刚进入通信行业不久时，月薪就已超过1万元，那时海南的平均工资在3000至4000元左右。从上一家通信公司离职前，他的月薪大约为2万元。

如果收入落差尚可接受，那么更大的困难来自时间。曾诚最初选择考公的原因之一，是希望把时间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家庭中，但现实常常事与愿违。

曾诚工作的乡镇离家近80公里，开车需要1小时20分钟，他只能周末回家。有时，周末临时有会议安排，他便回不去了。入职一年多，他再也没带家人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玩过。

一年多来，曾诚待过计生办，负责过厕所革命、疫情防控、行政审批、环境卫生整治等多项工作，后来调到党政办公室担任副主任，负责上传下达。同时，他还是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作为镇派队员驻点一个村协助开展村日常工作。

富硒鸡养殖、蔬菜种植、槟榔加工、粽子加工……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各类特色产业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也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这让曾诚获得了成就感，“我们一方面落实了国家政策，另一方面也让我感到我们的工作是为具体的人做了具体的事。”

如今，曾诚更加理解基层工作的不易。他发现，网络上对体制内工作人员存在一定误解，基层的辛苦和疲惫也常常不被理解。而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坚守，“如果没有为群众办事的初心，我觉得根本做不好基层工作。”

周五下午，整理完手头的材料和工作，他开车回家。妻子做好了一桌饭菜，和孩子在家里等他。偶尔出神看到窗外的夕阳，曾诚想，或许过几年就有机会调到离家更近的地方。

声音

专家建议：面对“围墙效应”要有充分思想准备

日前，各地陆续展开2023年公务员省考招录，多地将部分岗位的年龄要求放宽至40周岁。就放宽公考年龄限制、政策放宽后的影响及预期等问题，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勇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放宽公考年龄限制实质上提供了公平机会，有助于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北青报：对放宽公务员考试年龄调研时有何发现？

林勇：首先，我在大学工作，接触的相当一部分本硕博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了体制内工作。但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的刚毕业时可能到经济单位、基层工作一段时间后认为自己更适合体制内，重新报考公务员时可能就会因为年龄受到限制。

其次，硕士、博士毕业已经25至30岁，他们也会在这个阶段结婚生小孩。如果限制公务员报考年龄，他们可能就丧失了这个机会。结婚生子和工作很难兼顾。年龄限制阻碍了一部分高学历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同时对提高公务员队伍质量也有一定的影响。

同时，我平时也担任一些社会职务，在工作中与公务员有较多接触。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部分工作人员缺乏社会锻炼经历，在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上撰写的调研报告、提出的建议难以切中要害。

北青报：如何看“35周岁年龄限制”？

林勇：根据个人性格、工作经验，如果适合报考公务员，那么就应该提供机会。国家和社会要健康发展，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一些人有基层工作经验也经过组织考验的人，如果仅仅因为年龄限制无法进入体制，这样就缺失了优秀人才。我们应该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而不仅仅是因为年龄问题不能提拔。

北青报：大龄考公人员上岸后，是否适应体制内工作？优劣体现在什么地方？

林勇：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年龄较大的人基层工作经验、社会经验丰富。第二，这批人经过社会磨炼，可能在执行力、遵守纪律方面是比较强的。经过社会磨炼后，对社会认识更深刻、对自己要求也不同。第三，公务员岗位里的一些特殊工种（高新技术人才、高学历人才）不该受到年龄限制。比如，现在大数据发展需要一些大数据专家，他们可能在国有企业工作多年，应该为这些人才进入体制提供合适的机会和环境。

劣势可能也有三个方面。第一，有人原来在外企等收入较高的地方工作，进入体制后首先要面临的是收入下降。第二，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文化不同。体制内更强调执行力，强调遵守党的法规政策。第三，工作的纪律性不同。公务员的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现在已经完全被突破，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这些必须考虑清楚。实际上这就是“围墙效应”，里边的人觉得外边热闹，外边的人觉得里面安稳，实际上进去以后要克服很多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北青报：对后续放开公考年龄限制有哪些建议？

林勇：目前政策放开后，正反面评论都有一些，但不多。这主要因为现在放开政策的是少数地方、少数岗位。在它没有成为一个常态的情况下，大龄考公人群的选择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变化。虽然现在影响不大，但我认为这个方向应该继续做下去，未来的理想情况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我有三个建议，第一，试点，在国家急需发展的领域，放宽年龄限制进行特招公务员；第二，在国家需要的特殊岗位，经过选拔考试，试点高薪公务员；第三，对年龄限制造成的好坏两方面影响做调查研究，从国家层面提出指导性意见。目前各地在试点，全国应该有标准，在哪些领域、哪些岗位、是否分阶段逐步放开。

目前国家政策总体上重视应届生，我个人认为，应该把“重视应届生”逐渐调整为重视所有青年人。我们要建立一个流动的人才机制，允许不合适的公务员辞职，允许其他行业人员进入补充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