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史，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重史崇文的文化传统，让我国的古籍虽历劫无数而仍汗牛充栋。保护好整理好这些古籍，让更多的年轻人乐于了解、阅读古籍，对我们了解、传承、推介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都极有意义。

相信大家也都感觉得到，现在的大学生，即使文史哲系的本科生，阅读古籍的能力，总体上大概不如古代秀才，能一口气准确说出十个古籍书名来的，恐亦不多。笔者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古籍库，阅读条件非常好，室内香气氤氲，但常很冷清。究其原因，最核心的一点，还是古籍让大学生望而生畏。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让大学生不再有畏难心理，笔者觉得以下方法值得尝试。

一、国家拍摄介绍古籍的专题片，可有简有繁，简版让每一位大学生都用几十分钟看一遍。详版可拍十几集甚至更多，介绍古籍的方方面面，像慕课一样供学生选修。中国现存古籍的总体面貌是什么样子，许多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业内人士都未必说得好，各校能讲授古籍知识的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而国家有能力组织顶级专家，汇聚这方面的信息、知识于一部专题片，这可以帮助观众在短时间内了解中国古籍的基本面貌，了解有关古籍的重要的知识，打破对古籍的神秘感、距离感、因陌生而产生的畏惧感。

二、出版社、书店到大学办古籍展。虽然大学图书馆有的是古籍，但因为它们被常年放在那里，学生反而无感。而如果到大学办一些经过周密策划的古籍展，则会造成短时间的知识涌动和购买冲动。比如办一些点面结合的书展，既有各种重要典籍的展示，也有若干合于当下热点的专题。社会上有“苏东坡热”，就把所有与东坡有关的书都聚集展出；有“王阳明热”，就把有关王阳明的书聚集展出。旧体诗词创作热，那就设诗词创作欣赏专题，如能配以相关讲座则更好。如此办展，既可以数天时间大大增加学生对古籍出版物的了解，也可提高销售量。

三、举办出版社、整理人、印刷厂三联知识讲座。一部古籍，怎么由线装书变成一部带标点、注释的排印本？从选题策划的目标、依据，到版本选择与获得，到整理注释的甘苦，到审稿容易遇到的问题，到排版印刷的各种技术，其间要经过哪些学术关，技术关？这是大学生甚至没有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教师都不太清楚的。如果经常让这方面的内行人到高校学生中进行宣讲，必然可以增强大学生对此领域的认识，从而使他们不仅懂得古籍整理的基础知识，还可能产生做这项工作的兴趣。梁启超先生在《治国学杂话》中说：“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读书指南》附录）现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连繁体字都害怕，哪里还会有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勇气和愿望？通过做一些这样的知识讲座，再做一些相应的阅读和训练，或许可以让大学生不再惧怕古籍，从而也有胆量接触更原始的古籍。

四、大学文史哲系应尽量开设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课程，让学生了解古籍的源流、部类、数量、目录、版本情况，知道有哪些丛书、类书、工具书，要研究问题时，应该循什么方向找文献资料，了解校勘、辑佚、考释等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这些基础性知识非常重要，古代近代治学者都十分重视。现在的大学教学中，这方面非常欠缺，许多硕士生在写学习计划时，都无法为自己列一个未加甄选的书单，原因就在于他连基本的找书方法都不了解。另外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当下电子文献非常丰富，但分别为各种机构、个人拥有。目前国家已有条件、也有必要把各种公私电子文献汇合起来，做成一个宏大的次序井然的电子古籍库，或至少提供一个详细的目录，注明所有者。这样可以极大方便学生以较少的时间，获得对古籍更多的了解，也会极大方便学者的学习与研究。

五、大学应尽量开设原典阅读课，注释训练课，举办原典读书会。梁启超先生在其《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说：“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读书指南》附录）梁启超先生这段话，足令我们今天治文史哲者汗颜。因为以现在的教学体制与方法，即使到评上教授时，也没多少人把这些书都读完了。现在的教学，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读选出来的作品，都是将咀嚼好的喂给学生，考试的时候还须以教材或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回答，学生对原典的了解都非常匮乏，阅读古籍的能力，从未得到来自学校的完整培养，对原典，既没有时间读，也没有能力读。上海的《青年报》2012年2月24日有篇题为《三成大学生“四大名著”一本也未完整看过》的调查报告说：“‘四大名著’全部通读过的只有22.7%，而29.0%的受访者表示，一本都没有完整地看过。”读过这几本最重要的小说的大学生之比例都这么低，更别说梁启超先生所列的那些书了。这种情况，近十年也只有在少量大学里有所好转。所以大学非常有必要开设几门原典阅读课，通过原典阅读，使学生的阅读能力获得突破。姜亮夫先生曾说治学要先“做一桩”（先精通一块地方，此或源自荀子的“好一则博”）。精读若干原典，就是做一桩的起始方式。课堂时间有限，也可以通过建立读书会的方式，让熟悉某经典的老师带若干学生读某一部或某几部古籍原典。如果能安排学生学习古籍注释，那一定收获更大。钱仲联先生曾说，注一本书，对提高阅读研究古籍的水平、学习前人的创作方法大有帮助。他24岁（虚岁）时开始做《人境庐诗草笺注》，28岁时此书就出版了。“称得上是我学术活动中第一个里程碑，并使我在学术界成名的，是同年（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学述》）。现在的学生，因为中小学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二十多岁时自然无法达到钱先生这样的水平，但拿少量的作品对文史哲类的学生做一些训练，相信也会明显提高学生对古籍的认知。

六、大学可在有导读的基础上，多举办古籍知识竞赛。这两年诗词大会在全国反响热烈，有力地推动了诗词在群众中的普及，提升了年轻人的读诗热情。加强大学生对古籍的认知，也可以借鉴此类方法。国家可组织专家编写若干种古籍知识方面的书籍，然后让大学生以此为依据学习，再组织各种比赛，学校可以举办，媒体包括央视也可以举办，可以是综合的，也可以是分门别类的。经过数年的努力，必然会使全社会对古籍的了解有大幅度的提升，也使人们更加懂得如何阅读古籍。

（作者：沈金浩，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