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23日电 题：文物南迁，故宫博物院如何完成世界文物史上壮举？

——专访著名作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中新社记者 应妮

在故宫600余年、故宫博物院近100年的历史上，文物南迁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程。1933年，中国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000多箱故宫文物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抢救珍宝，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抢救行动。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90周年，90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著名作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怀着这样肃穆的心情写下了新书《故宫文物南迁》。日前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

迁，还是留？曾经是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以史为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

祝勇表示，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可放到1932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却遭到汹涌的反对声浪，有些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有北伐大将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学者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在祝勇看来，迁还是留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历程，并不像今天这样有明确的认识。当年清帝退位后，很多人认为清宫中文物都是封建帝王的逆产，应当还诸于民，不应像清宫那样去集中保存；还有人提出应该在故宫中开马路。文物南迁争论发生在封建王朝结束不久的时间，所幸的是以易培基、马衡为代表的这批现代知识分子对文物的价值有超前认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支持并实施了南迁，保护了这批重要文物。

可是，文物迁移又谈何容易？

19000多箱！纵然在和平岁月，安全运输如此巨量的文物也并非轻而易举。在这些文物中，有总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8亿字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佛学大百科全书、清朝第一部泥金写本的《龙藏经》；有每只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个神秘文字的先秦石鼓；更有瓷胎薄如蛋壳、胎体厚度大多在一毫米以内、薄似蝉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的填白脱胎瓷器……任意一件，都有无可取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祝勇动情地说。

2010年9月26日，《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该展览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从北平(今北京)南迁的部分珍贵文物。侯宇摄

“人在文物在”的报国精神

随着写作的深入，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眼前一层一层铺展，祝勇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书生报国，不体现为轰轰烈烈的出生入死，而体现为长期而艰辛的坚守与付出。”

故宫文物先从北京运到上海和南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两地的文物又要悉数转移，分北、中、南三路运往西部的大后方。后来为了躲避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故宫文物再度启程，踏上西去的途程，几经辗转，最终落脚在乐山安谷乡，是为西迁中路。西迁北路文物，1937年由南京出发，经铁路运至西安、宝鸡，后由汽车运输，在大雪中翻越秦岭，进入四川，在峨眉山脚下落户。西迁南路的文物，经过桂林运至贵阳，又为躲避日机轰炸而转至安顺。

无论在南京朝天宫库房，在重庆安达森洋行，还是在乐山安谷乡，为了防潮，故宫人用木条钉成屉子，把文物箱放在上面；峨眉办事处更是发明了一个新办法：把木墩做成“凹”字形，缺口向上，排成一行，架上木杠，再放文物箱。这样一来，文物箱就通风了，也方便检查白蚁。然后，就是漫无止境的整理、索引和编目。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危及故宫文物。峨眉当地百姓和驻守士兵一起动手，纷纷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庙库房周围拆出了一片“隔离带”。终于，库房里的故宫文物躲过了这场大火，安然无恙。

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故宫人没有一天放弃过学术事业。在峨眉武庙，存放着西迁北路文物共7286箱，10件先秦石鼓就存放在武庙西配殿库房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专家那志良先生在武庙西配殿隔出一个小房间作为宿舍，从此与石鼓为邻。每天早上起床，他就到大佛寺去，在那里办完一天公事，晚间回到武庙。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石鼓通考》。

在西迁南路，云贵高原上的边塞小城安顺，庄尚严先生一家忍受着生活的窘困，内心却无比从容。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回忆说，尽管当时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穿的衣服全是补丁，但晚上家里人一起看书和做功课，全家人的心与桌上那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一直亮着。

“每次目睹故宫前辈们的照片，我都丝毫不曾感觉他们是离乱的书生。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但他们的内心却那么笃实坚定，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怅惘伤感。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祝勇说。

2021年6月11日，中国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址内设立的主题历史纪念馆——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开馆。何蓬磊摄

一宫两院，两岸一家

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唏嘘不已时，故宫人往往是最平静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然而，他们的血泪与牺牲却是那样的真实：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在南迁途中含冤而死；故宫员工朱学侃先生，为转移文物而献出生命；而那志良、庄尚严等故宫人，在把文物运出紫禁城的一刻，断然不会想到他们此行的终点，竟在遥远的台湾……

祝勇回忆自己2018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一次见到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感人的细节：庄尚严先生晚年病重，在医院抢救的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微弱含混，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聆听，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在老先生的生命最后时刻，他心心念念的地方还是故乡，那也是故宫文物南迁出发的地方。”正是这次见面，激发了祝勇写这本《故宫文物南迁》。

类似庄尚严先生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祝勇认为，这些故事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两岸故宫博物院是一家，两岸文化同宗同源，两岸就是一家人。

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调研，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

祝勇引述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在多个场合对文物南迁的评价，“正是全体国民对自身文明的体认才完成了这项世界文物史上的壮举。对于以典守中华国宝、守护中华文化根脉为职志的故宫博物院来说，南迁就是其中永远值得追忆、回味的一页。”(完)

受访者简介：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任《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