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刘旦宅

　　屈原图 傅抱石

　　为陆俨少作九歌卷 刘旦宅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我国灿若群星的抒情诗人中，屈原当为首席。他的《离骚》《九歌》《九章》《招魂》《天问》等作品，无不表现出异常杰出的艺术才华，无不闪烁着崇高人格的绚丽光彩。

　　在诗歌史上，屈原是一位标志性人物。可以说，从屈原开始，诗歌从民间集体口头吟唱逐步向个人文学创作过渡。

　　在《惜诵》一诗中，屈原开宗明义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在全诗终了他又申明：“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屈原之作，所抒何情?答曰：爱国之情。

　　对于屈原的爱国思想，自古至今众说纷纭。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称道，屈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说：“屈原之忧，忧国也。”在《楚辞集注·序》中，朱熹虽然以儒家的中庸之道对屈原进行了批评，但仍指明了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他说：“屈原之为人，其志行虽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特别近现代海内外学者，多称道其爱国精神，这是符合屈原其人及其作品实际的。

　　清代文人郭嵩焘曾为屈原撰写了这样的楹联:“哀郢矢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怀沙沉此地，两千年后，惟有滩声似旧时。”分别以屈原的名篇《哀郢》和《怀沙》开头，诉说屈原的生平成就，歌颂他的忠贞高洁。

　　有人认为，屈原是“愚忠”，其实不然。屈原忠君是“忠”而不“愚”，是有原则的。他希望楚王“乘骐骥以驰骋”，“驰骋”在他所导的“先路”上。也就是遵循“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的“道路”(《离骚》)。他敢于忠言直谏，不阿君之过错。他劝告君王，要“抚壮弃秽”，改正错误的言行(《离骚》)。他屡屡忠言直谏，以致遭到国君的厌恶，“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抽思》)，竟至早晨进谏而傍晚就惨遭疏远，“謇朝谇而夕替”(《离骚》)。忠言直谏，给他招来灾祸，“惜诵以致愍”(《惜诵》)。他在《离骚》中表白：“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屈原的爱国，饱含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他规劝楚王励精图治，主张联合齐国，抵抗强秦。《离骚》中反复咏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反复强调：“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当秦军攻下郢都时，他写下《哀郢》一诗。诗歌开始的四句，就表明了他对百姓疾苦的同情：“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司马迁在写《屈原贾生列传》之后，在赞语中发人深思地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同情屈原，崇敬屈原，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在诗歌中，屈原多次以形象的笔法描述了他心灵深处去与留的矛盾和斗争。在《离骚》中，诗人以灵氛之口指出：“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而诗人“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随之又以巫咸之口，称赞了一系列君臣相知的历史人物，鼓励他“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然而，诗的主人公去国远游，却在“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的主人公留了下来。这是多么深沉而感人的爱国爱乡之情!

　　在《抽思》和《哀郢》中，诗人明确回答了为何不忍离开故国的原因。他咏唱道：“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本想去国施展才能，实现理想，然而，看到故乡的人民正遭受灾难，想到鸟儿和小兽都不忍心离开长期赖以生存的故土和共同生活的伙伴，就不愿再离开了。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时刻萦绕在诗人的心怀。

　　屈原诗作中提出的“美政”，其内核是重法爱民，举贤授能，强国富民。他歌颂明君贤圣“遵道而得路”。他主张“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要“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他向楚王表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措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他反对“时俗工巧”，“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竞周容以为度”(《离骚》)。他主张君臣“两美必合”、荟萃“众芳”、“矩矱所同”的君臣之道;反对壅君误国，谗佞当道，朋比为奸。

　　上述德政主张，在当时无疑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屈原爱国爱民的深厚感情，和他“兴国”的“美政”理想，是通过崇高而壮美的艺术语言表达的。由此，可以这样说，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文学形象成功表现进步政治理想的抒情诗人、爱国诗人。

　　屈原的一生坚持人格完美。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美政”，他强调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他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遭到挫折时，他仍然坚持高尚操守：“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甚至当他被放逐，已届垂暮之年，仍然“带长铗”“冠切云”(《涉江》)。

　　屈原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一儒家处世哲学。在严峻的现实中，他并不“独善其身”，随波逐流。诗人斥责“众皆竞进以贪婪”，“世溷浊而不分”，表示“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

　　在长期流放生活中，诗人历尽苦难。渔父劝他：“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他则报之以“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由此可见，屈原的道德审美意识是：生命诚可贵，“清白”价更高。

　　历代的研究家，多赞屈原人格高洁。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班固的《离骚序》，皆引用了西汉刘安《离骚传》对屈原的赞颂“其志洁”“其行廉”，“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将屈原比作高翔晴空的鸟中之凤，赞颂屈原“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臧”。

　　意大利第一个民族诗人但丁(公元1265—1321年)和屈原有相似之处。在流放生活中，他采用中古梦幻文学形式创作了《神曲》三部曲。它的主题是，在新旧交替时代，人们怎样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与考验，达到真理和至善的境地。诗人所认为的真理和至善，虽然还局限在基督教神学观点中，但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关怀人类命运的热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学者们公认，但丁的《神曲》给中古文化以艺术性的总结，同时，也出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对但丁皆给予极高的评价。恩格斯说但丁是“无与伦比的完美典型”。他还深刻指出：“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我们认为，但丁和屈原同样都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和坚持人格完美的诗人。但是，但丁生活在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相当我国的元代，距屈原已隔一千六百余载。

　　早年的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曾经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拜伦、雪莱等八位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并以他们的反抗精神、战斗力量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作为武器，参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斗争。摩罗诗人们对我国的文学乃至文化，都有着深远影响。中国人民热爱他们，崇敬他们。但是，如果从世界文学发展史来看，他们却又晚于但丁数百年。

　　总之，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屈原也具有举足轻重的突出地位。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与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屈原为人类作出的杰出贡献。海外学者，多将屈原放置于世界文学、东方文学的广阔领域中进行研究，将屈原及其诗歌作为世界文化宝库的艺术珍品进行评价。无疑，这些研究给我们今天理解屈原提供了有益启示。

　　屈原不朽的精神文明之果，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全人类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