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和乡村振兴重要指示精神，推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组织开展了“非遗工坊典型案例”推荐工作，确定并公布了66个2022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民间文化论坛》非遗与乡村振兴研究课题组从非遗传承助力乡村振兴入手，先后赴河南开封朱仙镇、西藏昌都卡若区嘎玛乡、青海同仁隆务镇吾屯、云南玉龙塔城乡等地，就非遗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调研，据此为推动非遗传承、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对策建议。

1.非遗植根乡村，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我国非遗种类丰富，且数量众多。国务院自2006年至2021年公布了5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10个类别，总计1557项，3610子项。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43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这些非遗代表性项目多来自民间，根植乡村，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非遗是乡村文化的精髓与典型代表。

广大乡村是我国非遗的主要孕育之地。非遗涵盖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乡村社会群众生存技巧和生活经验的智慧总结，更是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支撑。以非遗为代表的民间艺术不仅养育了人民，还记录了历史，涵养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在河南开封朱仙镇，年画艺人和普通老百姓都能讲述其辉煌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朱仙镇是个大码头，运粮河特宽阔，河里的船又大又华美，船上装载了南北来的货物。来朱仙镇进货的外地客商很多，南到湖广，西到陕甘，北到河北，东到山东，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在朱仙镇留下了足迹;那时朱仙镇的年画作坊有300多家，年画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家家户户都要请老灶爷，都要贴年画……七十二座庙，七十二道胡同，七十二道街，七十二传人。”

　　一方水土，产生一方文化，养育一方人。许多民间工艺的原材料和制作技艺都离不开特定的区域，比如定瓷、紫砂壶、苏绣等，成为特定的地理文化标志，也因此成为当地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民间广泛流传的《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以及《苗族古歌》等史诗，是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精髓，是普通百姓生活的重要精神源泉，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非遗“两创”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在新时代，如何实现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国家层面，对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提供了诸多政策法规保障。2015年，文化部、教育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通知》;2017年，制定《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调研发现，各地组织了非遗工坊、非遗培训、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完善非遗传承与活化机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实施“山花英才”培育计划，重点培训民间文艺各领域骨干会员、领军人才、优秀创作人才。2023年上半年，先后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剪纸艺术、沙画艺术、石雕艺术、唐卡艺术等领域的高级研修班，为非遗传承人搭建学习、讨论、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在非遗传承实践中，传承人及各地各部门也在积极探索发展之路。苏绣传承人姚建萍用一根绣花针绘出一幅乡村振兴“锦绣图”，她说：“这些年，通过培训设班、长期结对等方法，把民族地区的刺绣产业振兴起来，帮助更多的绣娘提高技艺、增加收入，一大批村民通过自己的手工劳动过上了好日子。”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民协名誉主席袁长流表示，当地木雕产业，从民间艺人的手工作坊逐渐发展成规模化的工厂，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和收入。他们还计划通过举办各类型培训班，进一步提升民间艺人的手工技艺和市场意识。

　　随着移动网络的普及，非遗也走出地域局限，不少地方的年轻传承人立足特色非遗，发展手工艺品电商，在线上直播“带货”。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唐卡画师周拉赞布成立了唐卡艺术有限公司，经营花画、抽纱刺绣、雕塑等工艺品，还通过社交平台展示和推介非遗技艺。

2.非遗传承人，融入乡村建设

　　非遗传承，关键在人。乡村振兴，关键也在人。关注传承人群体，是非遗传承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

乡村非遗传承人的作用不可或缺。

       西藏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是嘎玛嘎赤画派最早的传承地，现在从事唐卡绘制的有73户共202人，重要的非遗传承人有嘎玛德勒、平措伦珠、桑珠罗布、其美次仁、洛珠巴松等画师，他们传习唐卡的主要方式是家传和拜师，各自培养弟子几十到几百人不等。但家庭中的传习不是封闭的，而是通过姻亲、邻里、乡亲构成的熟人社会缔结师徒关系，形成一定地域的文化传承脉络。正是依附各地独特的习俗传统和地域文化，非遗千百年来得以在民间、在乡村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乡村非遗传承人的作用不可或缺。实现乡村非遗人才振兴，不仅需整合外部力量下沉乡村进行支持帮扶，更要注重培养和鼓励农民自身的内生性发展动力。

　　目前，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唐卡非遗传承人，正在积极探索唐卡的传承路径，从早期创办家庭学校为起点，陆续发展为唐卡画室、唐卡研究院、唐卡学校、唐卡商业公司等多层次多维度的丰富模式，以非遗保护为基础和抓手，推动文化与产业的互融互促。

重视青少年的非遗传承。

       调查发现，非遗传承人多是从小开始，长时段浸润在非遗氛围中，通过耳濡目染、口传心授和专业研习，逐步了解并熟知非遗的真谛，并担负起非遗传承的使命。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勒巴舞的非遗传承人强调从小传习。传承人们告诉调研组：“我叫李文先，7岁开始学勒巴舞。”“我叫陈四才，四五岁的时候爷爷就带我跳勒巴舞了，慢慢就会了。”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乔晓光在大量调查剪纸非遗传承人后提出，非遗传承要从娃娃抓起，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非遗传承培育。目前中国民间剪纸集成项目组已经启动青少年非遗传承的相关调查和研究。

　　唐卡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罗布斯达认为，初学绘画年龄在7-13岁为佳，最好不要超过18岁，否则难以训练。青海唐卡传承人更登达吉认为：“画唐卡是有最佳年龄限制的，年龄越小，学起来越快。”

　　“壮家山歌唱千年，如今山歌进校园。”2023年4月，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实验小学成为“广西山歌传习基地”，山歌传承人进校园，培育“刘三姐小传人”。浙江省海宁市斜桥镇中心小学、甘肃陇东学院、唐山滦州市中山实验学校、内蒙古包钢实验一小等学校长期开展“皮影艺术进校园”工作，取得了皮影技艺传承经验和创新成果。多门类、多样态的非遗及其传承人，正以多种方式走进校园，走近青少年。

3.非遗传承面临“培育”“创新”困境

非遗传承人培育时间长，与之配套的学校教育缺乏延续性。

       非遗传承是一个长期学习与实践的过程。河南开封朱仙镇年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郭太运13岁进入开封当时著名的门神作坊“云记”做学徒，学徒至少需要在门神作坊干四年才可以出师。他在“云记”当学徒的时间较长，大约有五六年。也就是说，根据非遗传承的传统模式，掌握非遗技能的前期投入成本较高，回报较慢，有的甚至看不到直接的收益。

　　以唐卡学徒为例，学习造像量度阶段没有工资，生活费主要依靠家里和老师共同承担，学徒有时要靠劳务交换的方式抵偿。而唐卡学校不仅学习时间长，基本费用也较高。课题组此前在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调查时了解到，一位学徒每年最基本的生活开支约3万元，仅包括住宿、餐饮、交通、学杂费等，未将服饰、日用、社交等费用计算在内。因此，并非所有学徒都有经济条件坚持到最后获得毕业证书。

　　当前，非遗与学校教育结合的实践探索主要呈现以下新动向：非遗保护与传承实践在教育领域逐渐开展;非遗学学科建设取得一定进展;非遗元素以多种形式融入九年义务教育;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推广非遗项目。但这些举措还只是处于尝试阶段，尚未真正形成规模和体系。有的地方非遗走进了幼儿园、小学，但受升学压力限制，中学阶段很难开展非遗常规教学。和其他技艺训练一样，非遗传承需要从娃娃抓起，如何将传统的传承模式与现代学校教育体系有机结合，并将小学、中学等不同学段贯通起来，是当前非遗传承人培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非遗品质的坚守和创新活化效果不够理想。

       非遗根植于传统乡村社会，随着社会变迁、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不少地方非遗的文化内涵被抽离，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互构共生关系遭遇解构，呈现“无根化”状态。随着高龄传承人群日渐退出社会舞台，许多非遗项目面临“人亡技绝”危机。年轻传承人群的文化结构与文化意识水平参差不齐，对非遗的兴趣热情不够强烈，在当今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长期专注从事非遗传承也有现实困难。从守护技艺到培养人才，从保持品质到活化创新，非遗传承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难题。

　　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也是非遗转化、利用中的乱象之一。调查中，常遇到传承人原创作品被借走或买走后署以他人名字参展、获奖、销售，或是新创作的作品未经传承人允许被公开、传播、临摹，以及作品被拍摄后出版不署名、署他人之名等等侵权行为。面对市场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传承人以个体形式维权时，力量十分微弱。这种乱象极大地侵害了传承人利益，挫伤了其创作积极性。

非遗融入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政策支持、产业渠道、社会配套等尚不健全。

       将非遗转化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需要在理论层面上深化研究、在政策层面上有力支撑、在实践层面上多方协同。当前，在如何推动非遗融入当代生活、植根于乡村和社区文化生态方面，相关的理论研究仍较为匮乏，政策措施不够完备、系统，难以支撑具体的实践探索。在产业渠道、配套服务等方面，也缺少切实可行的社会支持。一些地方为非遗创新打造“孵化器”，实施“非遗+”战略，然而当前大多停留在宣传推广层面，真正落地见效者较少。在帮助传承人对接市场、打造非遗产品产业链方面，仍然缺乏针对性举措，同质化现象严重。很多地方没有把非遗发展纳入乡村文化建设、乡风文明等整体发展规划，未能有效发挥非遗在乡村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

4.守护历史、立足当下，让非遗为乡村未来注入发展动力

立足全局，制定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宏观战略与政策体系，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

       非遗传承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让乡村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生的诗意之地。要站在全局高度，因地制宜，聚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城乡区域人文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规划与配套政策体系。规避同质化、低质量的文化产能竞争，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途径。在发展特色加工品产业的同时，更要拓展产业形态，挖掘本乡本村的生态、休闲、文化、教育等多元价值，使得本乡本土的非遗衍生产品和民俗文化活动，在乡村振兴、农旅融合中得以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让非遗在新的产业形态中差异性地传承生长，并以自身特色优势与发展活力切实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注重弘扬非遗的当代价值，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以非遗资源赋能乡村振兴，需立足整体发展观创新发展。公众的广泛参与是非遗保护传承的持久动力，在非遗保护中，不仅要重视传承人主体性，更要培育非遗受众和消费人群。与非遗相关的民俗文化应在生活语境及其自然生态环境中保护与发展，并融入乡村产业链条，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转型，促进农村地区实现多元社会分工，创造具有文化附加值的区域品牌。可依托非遗资源建设非遗工坊、开展技能培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更多非遗项目有机融入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设，通过非遗小镇、非遗旅游、非遗节庆等特定文化空间、文化景观、文化活动的建构和培育，完善并推广非遗相关生产习俗活动的消费体验模式，延长生产和消费产业链。

尊重传承人保护、传承、发展和创造的主体地位，重视青少年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和意义。

       村落带头人、非遗传承人等都是推动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人力资源。要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地位，设立非遗传承人工作室，通过非遗传承工作，充分发挥其在调节群众关系、促进地方公共事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青少年是非遗传承和发展的生力军，应挖掘非遗传承的现代模式和方法，重视培养青少年的非遗情怀、意识和技能。通过整理村史、编撰乡村读本、开设乡土讲堂、开发非遗校本课程等方式，将非遗传承制度化融入学校德智体美劳教育。可在学校设立非遗传习、实践基地，组织非遗研学等，让非遗教育成为青少年学习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热爱。

调动村民参与非遗传承的积极性，建立共享机制，拓展乡村文化产业链条。

       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建立多元主体的利益共同体，建立保护农民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共享机制。可将乡村非遗活化利用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全体乡民的积极性，培育他们参与“非遗+乡村振兴”的主动意识。可定期开展产业政策、服务标准等技能培训，帮助村民运用电商平台，拓展“非遗+乡村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关注乡村旅游、电商农业等衍生行业，重点培养村民的生产经营能力、技术推广能力和传播营销能力，探索为乡村非遗人才进行职称评定，并在技术服务、项目合作、银行贷款、产品推介、财政扶持等方面予以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