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超过65%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已经消除了返贫风险，其余的均落实帮扶措施

部分群众因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等易出现入不敷出情况，其返贫风险不容忽视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及专家建议，进一步提高识别精准性与帮扶针对性，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防贫保、衔接资金利用等领域探索更有效措施，提高帮扶效能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吴鸿波 连振 贺书琛 马莎 杨静 柳王敏）冯家峁村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南部山区，自然条件较差。脱贫攻坚时期，冯家峁村在政策支持和帮扶下，种植传统中草药远志实现脱贫。

沿着山路来到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农户种植的远志已成规模，山沟沟里也建起了远志贮存加工车间，当地干部说：“近年来，冯家峁村及周边村都种植这种中草药，每3～4年收获一次，亩产收入可达1万元左右，是群众增收的重要资源。”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成为“三农”工作的重点之一，如何增强农村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保障低收入人群生存发展权益成为农村新课题。

当前我国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不断健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成效显著，众多农村群众在各级政府帮扶下走出生存发展困境，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群众因自身原因或环境因素仍面临生活压力，内生发展动力有待提升，存在一定返贫致贫风险。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应加强关注易返贫致贫重点人群，围绕主要风险点强化政策保障，完善帮扶制度。

“日子不像以前那么难了”

快到正午时分，走进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李庄社区村民李刚见家，一家老小正在张罗午饭。

李刚见一家曾因老人患病、子女上学致贫，这几年他和妻子依靠打工维持生活，脱贫后仍然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到外面打工的收入还算可以，但不稳定，也顾不上家。”李刚见说。

社区干部了解到李刚见的家庭情况后，将其纳入防返贫动态监测范围，针对实际困难为他提供就业帮扶和兜底保障。实现就近务工后，李刚见家庭收入趋于稳定。“社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现在能在家门口打工，比过去方便了。”李刚见说。

像李刚见一样的农民群众还有不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前我国灵活高效的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政策。

——分层分级，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

在实践中，各地根据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家庭具体情况等要素，将监测对象分为“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类，并展开差异化帮扶。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前召嘎查村民额尔敦朝鲁为治疗儿子白血病花费30多万元，被纳入“突发严重困难户”监测范围，医保报销比例在一般农户标准上提高5个百分点，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现在儿子的病情平稳，帮扶政策让我们熬过了最难的阶段。”额尔敦朝鲁说。

——应纳尽纳，提高帮扶覆盖面。地方多名乡村振兴局干部认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方面，各地不断强化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做到应纳尽纳、应扶尽扶。

例如，赤峰市巴林左旗防返贫动态监测关注外出务工、特困供养人员等10类人群；再如贵州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农户自主申报、基层干部排查、部门筛查预警等方式，实现“三线预警”并行识别，还专门开发微信小程序，方便农户扫码自主申报，提高识别纳入效率，做到快速识别、准确纳入、及时帮扶，争取最大限度将易返贫致贫人口纳入监测。

——数据共享，提高帮扶及时性。

近年来，在防返贫监测工作实践过程中，各地方各部门及时对农户各方面风险信息汇总分析、实时预警，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近日，江西省在原“精准脱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基础上升级，创新搭建“防止返贫监测帮扶系统”，打通原本分散在公安、民政、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数据壁垒，实现12家部门、12家金融机构、32项数据常态共享，为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提供支撑。

依托一系列举措，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显著成效。国家乡村振兴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达到3278万人，比2021年底增加133万人；超过65%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已经消除了返贫风险，其余的均落实帮扶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可以消除风险。

关注三类返贫风险

防返贫工作成效显著，同时由人口流动、城乡发展、生活变故或政策盲点导致的农村零散型、突发式、发展性等返贫风险仍需关注。

人地疏离成生产生活之“困”。当下，一些农村因搬迁、人口流动出现农村群众人地疏离现象，“不便种地”或“不愿种地”影响了劳动能力较弱群众的收入。

在西北某镇3万多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口达到1万多人，辖区农村呈“空心化”趋势。该镇一移民搬迁小区日常住户多为年龄较大、劳动能力较弱的群众，因享受易地搬迁政策，农户原有住房被腾退复耕。

尽管小区离原居住地不远，人地距离扩大仍为农业生产带来不便。一位居民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地远不方便，老人没活干，靠养老保险生活。孩子在外打工，只能顾上自己的小家。”

记者在西南某省农村了解到，部分60岁以上、有就业意愿和基本就业能力的群众，在搬迁后存在就近就业困难，多靠子女或兜底政策维持生计。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以前在村子生活时，60岁以上的群众能干点活维持基本生活。搬迁进城后，一些帮扶车间较难接受60岁以上的群众，增加这部分群众的返贫风险。

城乡发展生日常开支之“累”。部分群众因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等易出现入不敷出，返贫风险不容忽视。

在西南某县，记者了解到，有些脱贫群众家庭年收入高于监测线标准，但在建筑等行业务工收入不稳定，加上有的群众面临“供娃娃上学”“给娃娃买房”以及“婚丧嫁娶”等情况，在学费、生活费等方面支出较多，尽管有政策兜底，少数脱贫群众仍存在发展性返贫风险。

受访专家表示，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了农村群众支出压力，此类相对贫困的情况应引起重视。

劳力缺损致内生动力之“乏”。长期来看，因病、因残导致的劳动力缺损及劳动能力较弱群体仍需特别关注。

这部分群众自身发展能力较弱，可实施的针对性帮扶措施比较单一，当下政府多以低保、特困、残疾人生活补贴等措施予以帮扶，其收入大部分为转移性收入，对兜底保障政策依赖程度较高。部分家庭即便实施就业、产业等帮扶措施，受劳动技能水平、就业匹配度等因素影响，难以找到合适工作，风险消除难度较大。

受访专家表示，这类群体的发展状况易长期处于较弱程度，目前政策帮扶作用相对有限，应积极探索创新其他直接或间接的有效帮扶措施。

提高识别精准性与帮扶针对性

为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及专家建议，进一步提高识别精准性与帮扶针对性，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防贫保、衔接资金利用等领域探索更有效措施，提高帮扶效能。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预防性帮扶机制。当前，易返贫致贫重点人群存在发现容易、帮扶难的情况，一些帮扶措施在群众被识别、纳入监测范围后才能享受，比如群众生病就医，在前期检查、收诊阶段开支较大，目前的帮扶措施对此类开支覆盖有限，仅在治疗中后期发挥作用。

一位西北某地乡村振兴局的干部建议，应进一步优化防返贫动态监测机制顶层设计，在监测方面，可与民政等部门协同合作，发挥部门合力，对重点人群采取预防性措施，提高事前监测有效性；在帮扶方面，可在充分调研评估的基础上，适度合理扩大前期医疗费用报销范围，例如更多关注前期收诊阶段费用报销制度优化工作等。

释放社会力量，建立长效机制。浙江省华夏民生与公益研究院副院长叶伟军等分析，长期来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不能仅由政府大包大揽，应更好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一方面，应积极探索保险品种，引导商业力量参与返贫治理。多位基层干部认为，鼓励农村困难人群参加防贫保等保险能够强化兜底保障，相关职能部门今后应在衔接资金合理利用、社会资金引入等方面进行科学探索。

据了解，我国部分地区目前正积极探索防贫保等保障性险种。例如赤峰市2019年开始试行防贫保，所有农牧户参保，以基金形式提升特殊困难、突发困难群体的保障水平，全市2023年截至目前赔付额达2524万元，实现临贫即保。

另一方面，防返贫工作有其复杂性与长期性，与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状况紧密关联，一段时期内，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与推进乡村振兴互相交织。

对此，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副主任邓文认为，防止返贫依赖于农业产业发展和集体经济壮大，农村应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充实集体经济结余资金，同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农业生产与返贫治理。

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让产业收益惠及更多低收入群众，受访专家说：“在农业产业形态变化后，为防止低收入群体被落下，应围绕提高工资性收入加大帮扶力度。”

培育乡风文明，为防返贫筑牢精神底座。当前部分乡村聚众赌博、攀比之风现象仍存在，影响防返贫工作质效。

对此，受访专家建议，对于当前浮现的“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不良风气，可以通过建立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等机构，补充政府帮扶职能，积极引导，移风易俗，持续营造文明乡风。

“同时，重视精神帮扶，培育农村群众互帮互助、同舟共济的积极性，在农村培育形成亲友邻里守望相助的氛围。”叶伟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