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小芳的选择

央视网消息（记者 王静远）：是“蜘蛛人”小芳，母亲小芳，女儿小芳，也是爱美的女孩小芳。

离家的决心

2023年秋天，结婚后的第十八年，张芳芳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去苏州打工。她在老家阜阳干了近二十年油漆工，偶尔会到外地做活，但从没出过安徽省。

这个决定做得并不容易。她原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和老公去苏州，临出发前，她又犹豫了。母亲之前生了一场大病，还没彻底恢复。想起母亲做化疗时的样子，张芳芳仍心有余悸，“很恐怖，真的要了我的命”，她思前想后，还是待在家里安心些。

老公去苏州后，张芳芳和往常一样，每天到处找活儿干，下午五六点赶回家做饭，晚上陪小儿子写作业，隔两三天就回村里看看父母。

在阜阳做外墙，高层打底一天500块钱，比内墙足足多了200块钱，只要不下雨，平时张芳芳都是抢着干外墙。她听老公说，苏州内外墙工资一样，不管下绳子还是上钢管架，都是一天400块钱。单看工资和阜阳差得不多，但那边高楼多，不愁没活儿干，每天都有进账。

眼看着阜阳外墙的活儿越来越少，张芳芳又动了去苏州的心思。要是在家能赚钱，她才不愿意出远门，她放不下老人和孩子，大儿子刚升高三，虽然自己在学习上帮不上忙，但她想离孩子近点。可是又一细想，家里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她盘算来盘算去，觉得这苏州还是得去。

油漆工是天工，按每日工时结算工资，每个活儿大致需要多少个工时，还要多久能干完，大家心里都有数。张芳芳闲不住，每次距离上个活儿收尾还差10天左右，她就开始寻摸下个活儿做什么，让她在家待一天可以，要是待两天她就得急了。“明知道家这边没活儿了，你还留在这干啥呢？”

从阜阳到苏州的高铁二等座280块钱，全程3小时，坐大巴一趟下来要折腾十一二个小时，但车票比高铁便宜一半。2023年10月13号，把家里一切安排妥当后，张芳芳坐上了去苏州的大巴。

此行目的明确，就是赚钱。到苏州的第二天，她就跟老公一起出工了。干活的地方不固定，大部分都在市中心，一般每天夜里两三点，老板会在群里发当天工地的具体位置。宿舍在相城区，距离市区最近的工地也要20多公里，他们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6点在小区门口集合出发，这样能赶在早高峰前到达工地。

清晨5点40分 张芳芳正在洗漱。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刚到苏州时，张芳芳吃不惯也睡不好。她跟老公挤在一张单人钢丝床上，想翻个身都不得劲。她爱吃面，尽管苏州以面食闻名，但她吃不惯苏式面，细溜溜的，不管饱，中午吃一大碗，没等下班就饿了，每当这时她就怀念起阜阳的格拉条，“扛饿，能在绳子上坐一下午”。

不过和赚钱比起来这些都是小事，总体来说，张芳芳认为这趟还是来对了。这是她第一次来大城市工作生活，再加上苏州和阜阳城市景观差异大，她看什么都很新奇。

每次坐车去工地的路上，其他工友都在抓紧时间补觉，只有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碰到好看的风景，她会好奇地在网上搜图片，然后拍照录视频发给大儿子。她在百度搜索如何教育小孩，专家建议家长要帮孩子树立人生目标，晚上她和读六年级的小儿子打电话时，语重心长地督促他“要努力啊，外面的世界很美好”。

有一次，她在姑苏区一个工地做旧楼翻新，从一栋楼走去另一栋楼的路上看到一个穿古装的女孩在城墙前拍照，“真的很漂亮”，她心想出来挺好，“开眼界了”。关于苏州的美，这是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但她至今也说不好那里到底是娄门、葑门，还是盘门。

除此之外，她喜欢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有一个城墙”“很长的江”“漂亮的湖”“那个塔”。苏州的许多景点张芳芳都叫不出名字，她说能路过看两眼就挺好，压根没打算去玩儿，毕竟自己有任务在身。

来苏州前，她就为自己和老公制定了目标，春节前要做够一定的工时才能回家。回家的前提和离家的决心一体相连——她权衡了那么久才迈出这一步，允许自己离开老人和孩子，既然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到了苏州就更要集中所有精力努力赚钱。

张芳芳夫妻俩像是停不下来的陀螺，一天都舍不得休息，只想早点干完早点回家陪儿子。过完元旦，她愈发归心似箭，每天都祈祷别下雨，一听到工友说下周可能要变天，她就心烦。

在苏州时张芳芳和老公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在苏州，张芳芳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最多的一次连续干了39天没休息，她说不管白天再累，晚上在身上抹点酒，睡一觉就缓得差不多了，“如果不是公婆和孩子都生病了，我还可以干更多天”，她的神情里透着些许骄傲。在阜阳这样的纪录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但凡家人有点事，她就被拴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

这也是她喜欢苏州的原因之一。在这里，她可以暂时脱离家庭事务的牵绊，切断外界所有的干扰，“只要老板不说停，我能一直干下去”。

“铁娘子”

张芳芳的身上有一股劲，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说话噼里啪啦，讲到兴头上不自觉地手脚并用，高兴时会不顾形象地放纵大笑。她长在农村，打小就不是娇惯的性子，而工地粗粝的环境和以男性为主的工作圈子，又不断放大着她性格中坚毅与不屈的一面。

她在苏州的宿舍三室一厅，一共住了9个人，8男1女。客厅近一半的空间被各式各样的白色圆桶占据，乳胶漆、墙面加固剂、防水砂浆等等，阳台上晾满了衣服，乍一看都是男人的衣物，公用区域里好几处都挂着男性内裤。

“我们出去打工不是享受，有的住就行。”张芳芳不以为意地说。早些年，她和老公在颍上一个工地做活时，住的是铁皮打的工棚，夏天里面像锅炉一样，两个人只有一个小风扇。当时瓦工、木工、油漆工都住在这里，每次下了工，许多男工友就穿着一个内裤走来走去，她晚上基本不出去，想上卫生间就忍着，“很不方便”。不同工种的人彼此不熟悉，而且工地上女性本来就少，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感受是被忽略的那一方。

相比之下，在苏州她和老公有自己的小房间，合住的工友都是油漆工，好几个都是阜阳老乡。张芳芳在这里住得很舒心，因为她感觉自己是被尊重的，工友们每次洗完澡出来都穿得整整齐齐，下班回来总是让着她和老公先用厨房。

老板、工头、工友，周围的男性们提起张芳芳，最常说的一个词就是“了不起”。女性油漆工几乎都是做内墙，整个阜阳能下绳子的女人只有七八个，其中就包括袁姐和张芳芳。

袁姐比张芳芳大十岁，两人认识了十多年，同样都是两个儿子的母亲。袁姐说张芳芳比自己拼命多了，她有时还偷个懒，但张芳芳一天都不愿意闲，哪怕今天下午有事，上午也要出门干半天，“她是阜阳下绳子的女的里面最厉害的一个，我都叫她‘铁娘子’”。

在阜阳时张芳芳（右）常和袁姐（左）一起出工。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2024年1月中旬，距离张芳芳原定的回家目标还有一周，儿子要参加期末考试，她决定自己先回阜阳。回家后她又跟袁姐一起接了活儿，到离家70公里的界首市排查小区各楼栋空调管路是否堵塞。

原先张芳芳只会刮腻子，这些年被锻炼得更加全能，如今只要是坐在绳子上的活儿，比如做防水、粉保温、接管子等等，她几乎都能干。“你干不了，总有别人能干，你想吃这碗饭就得认真学”。

张芳芳负责下绳子，袁姐给她打下手，最后一天上午，只剩下最西边这栋楼，两个单元门各下一绳就能收工。高空作业分主绳、副绳，长度都是120米左右，主绳主要用于支撑和承载高空作业人员的重量，有七八十斤重。

下完第一绳，两人坐电梯到27层楼顶，她们得先把放下去的绳子全都拉上来，再到另一侧重新打结固定。张芳芳站在墙边，像拔河那样身体前倾，攥着绳子，向前小跑几米，然后迅速松开，跑回原处，她松开绳子的同时，袁姐再从墙边重复一遍同样的动作。这样的接力来回持续了二三十次后，两人才总算把两根绳子拉了回来。

准备工作完成后，张芳芳又检查了一遍绳索，然后爬上女儿墙（建筑物屋顶周围的矮墙）。一位在楼顶晾被子的女住户目睹了全过程，看到张芳芳逐渐消失在视线里，一脸震惊地说，“这女的真铁（厉害）啊”。女住户跟袁姐年纪一样大，她走近问袁姐一天能赚多少，袁姐答“四五百（块钱）”，她接着追问，一个女的为啥要干这行，“这就是俩儿子的压力”，袁姐一下笑出了声。

袁姐比张芳芳更早进入这行，一开始她自己包活儿当老板，最早做内墙钢管架子，后来做外墙吊篮，安装吊篮耗时费力，而且有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够不到。她看到别的工地有人放绳子，觉得当“蜘蛛人”挺好，“专治钢管架子和吊篮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两个人合作，拢共就带这么点儿东西，有准备吊篮的工夫，这边一绳子就下来干完了。

十多年前，用绳子干活的工地非常少，敢下绳子的人就更少了。袁姐琢磨着，自己是小团体的头儿，别人都不敢下的时候，自己再不下，那这个活儿给谁干呢？没办法，她只好硬着头皮上，“下的次数多了，胆子就练大了嘛”。

张芳芳正在高空作业 图中楼高27层。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绳子轻便快捷，但看起来更加无依无靠，钢管架和吊篮体积大，在上面做活心里多少会踏实些。袁姐说下绳子最危险的就是，到小区时风平浪静，等人吊到绳子上突然刮大风，“它给你刮到哪儿你就得到哪儿”，要是运气不好，凑巧这面墙光溜溜的，脚连个借力的支点都没有。

“不害怕吗？”“害怕就不做了吗？”张芳芳抢过话头，紧接着一连串话雨点般砸了过来，“那要不是生活无奈谁选这行？因为好玩吗？因为刺激吗？因为想挑战自己吗？不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身边的袁姐被逗得咯咯笑。

张芳芳跟袁姐感叹，今年冬天做钢管架子多，大腿都没冻烂，“怪好嘞”。往年在老家下绳子多，如果裤子穿太厚，腿迈不开爬不上女儿墙，最厚只能穿毛线裤。一坐上坐板就是四五个小时，大腿被勒得血液不循环，每次干完活都冷冰冰的，时间一久就冻烂了。

刚做下绳子时，阜阳的小区大部分都是6层楼，往后楼越盖越高，11层、18层，再到20多层，她们俩干过的最高楼层都是33层。

阜阳的高楼基本上都经过她们的手。两个人并肩走在路上，会忍不住抬头仰望曾干过的每一栋楼，“这是职业病”。张芳芳说自己没文化，选择干这行当然是为了挣钱，但每次路过这些高楼时，她心里总是美滋滋的，“为建设我们美好阜阳贡献了一点点力量”。

家的单位

如果不是因为当了母亲，张芳芳或许不会选择进入这一行。

结婚一年后，她找到一份食品厂的工作，一个月300块钱，不脏不累，顾得上自己的开销。2006年，大儿子出生，家里开支越来越大，她想多挣点钱贴补家庭，“天天想，越想越烦”。

那时候她老公在工地当油漆工，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开900块钱工资。“都是一双手一双脚，他能挣那么多，我难道就挣不了吗？”张芳芳想跟着老公学刷油漆，他不同意，说工地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张芳芳脾气倔，没跟家人商量就把食品厂的工作辞了，晚上老公回家，她轻描淡写地通知他，“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工地”。

第二天，张芳芳跟着老公出门，老公不跟她说话，她当没看见，到了工地让他教自己刮腻子，他怄气不教，她不理会，去找其他工友学。

当时阜阳高楼大厦还很少，小区楼层最高是6楼，刷外墙用的是竹竿搭的架子，施工完成后要把竹竿拆掉，外墙的挑檐必须得从楼顶下绳子才能处理。

那天张芳芳老公碰巧在另一个工地，他请了工人来下绳子，没想到对方开口就要200块钱，“我感觉他在宰人，我说‘你真黑’”，对方生气走了。工人前脚刚走，张芳芳就后悔了，眼看第二天就要验收，情急之下，她决定自己下绳子。

之前她看过老公操作，大概记得拴牛鼻子的步骤，她把坐板拴好后，丢下去又拉上来，总觉得自己拴错了。这样反复了几次，确信没问题之后，她带着桶就下去了。

刷内墙的工友料子用完了出来打腻子，仰脸一看，张芳芳正吊在外墙，他吓得不行，赶忙给她老公打电话。老公赶来后，劈头盖脸一顿教训，但张芳芳很高兴，一是因为“我知道他在乎我”，二是她靠自己把活儿干完了，没有耽误验收。再讲起这段第一次下绳子的经历，她说当时太傻了，“只顾着心疼钱，被生活逼急了”。

张芳芳在楼顶固定绳子。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老公拿她没辙，就这样，夫妻俩开始一起在工地做活。随着阜阳的高楼越盖越多，活儿越来越抢手。有段时间夫妻俩没找到活做，在家里待了几个星期，张芳芳急得发慌。

有一天，老公的朋友打电话，刚好被她接到了，对方问愿不愿意去下绳子，一天260块钱，“我一听260（块钱）就来劲了”，整个人特别兴奋。张芳芳骗老公说工地只要一个人，老公不同意她下绳子，她便说自己去做内墙。

结果一到工地，她人就傻了，楼高27层，她印象中阜阳第一次有这么高的楼。许多工人都是奔着高工资来的，但到工地一看又走了，“大家从没放过这么高，害怕”。

现场有40多个工人等着接活儿，只有她一个女人，带班经理从人群中瞥见她，告诉她内墙活儿满了，她指指脚边的绳子，说自己是来干外墙的。张芳芳总感觉老板和经理对自己爱答不理的，后来她才知道，在她之前，有两个男工人因为恐高没干成，为了把这两人拉上来，前后耽搁了两个多小时。老板觉得，两个男人都不行，她一个女的简直是自不量力。

下绳子需要两个人配合，高空作业人员上了坐板后，搭档要帮忙递料子。经理把她带到楼顶，转身就要走，张芳芳知道他想让自己知难而退，那一刻她心里很复杂，又委屈又生气，“这不是为难人嘛”。她要强惯了，不想低头，如果今天走了，以后这个老板逢人就会说，“女的不行就是不行，吓跑了吧。”

更重要的是，她确实需要这份工作，她没有资格退缩。缺少搭档打下手，她花费了比往常多一倍的时间准备，拴坐板时，她往下一看，不由得往后退了好几步，“好高，那人都像小蚂蚁一样”。女儿墙宽30公分，避雷带隔在中间，人的脚只能踩15公分，15公分之外就是百米高的空气。她很难受，想给老公打电话，但电话一打，这个活儿就做不成了。

人害怕时的表现就是不相信自己，张芳芳像几年前第一次在6楼下绳子那样，把坐板甩下去又捞上来，“双脚像被石头压着，特别沉重”。她的眼泪依旧止不住地淌，直到看见周围的人已经刷完2层了，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和自己对话，如果这次放弃了，现在还能上哪里去挣260块钱？之前自己已经下过这么多次6层，就当作是一次性连干了几个6层。

多年后的今天，同样是27层，张芳芳一套动作下来已是驾轻就熟。她表面上云淡风轻，但心里依旧害怕，只不过“害怕”本身发生了变化。以前是怕高，如今人到中年怕的更多是意外，她觉得这种“怕”挺好的，只有怕了才会重视安全。

为了挨过生活的刺，张芳芳将自己武装起来，但一提到家人，她的外壳会渐渐松动瓦解。为什么一个女人要这么拼？在她的认知里，两个人一旦组成家庭有了孩子，那就是一体的。夫妻二人的小家庭又牵连出各自背后的原生家庭，进而组成一个大的家庭单位。明知老公在外干着苦力活儿，如果自己还选择安逸的工作，那不等于把全部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了吗？“于心何忍啊？我忍不了”。

张芳芳用拎水比喻“夫妻一体”的关系：如果一桶水都靠他拎，是不是很重？要是我和他一起举，他会不会觉得轻松？就算他一个人把这桶水拎回家了，他的疲惫和压力会写在脸上，他累得不想跟我们说话，公婆看了也会心疼，家里好像总有点说不清的负面情绪。但现在我和他一起干，晚上回到家，虽然我们人是累的，但全家人的表情都是笑的。

和其他男工友搭档时，张芳芳担心成为对方的负担，无论拎油漆还是刮腻子，总抢着多干一点。只有和老公分到一组时，她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来自身旁的照顾，两人一起吊在外墙刮腻子，老公会使劲儿往她这边够，她只需顾着正前方这一小块，她感觉“有依靠、有保护”。

然而，回到现实中，当一个女人选择走进工地，她承受的与失去的或许比男人更多。

当一位母亲成为高空油漆工

当一名女性成为高空油漆工，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对时间与身材的掌控。听到姐姐问自己，每天干这么重的活儿，怎么还越来越胖？张芳芳一下就急了。

油漆工是体力活，干这行后，她变得特别容易饿，胃口也大了许多。在苏州，每天下班回到宿舍已经是晚上六七点，再去买菜做饭，吃完饭后全身酸得动也不想动，“吃完一躺肯定长肉”。她曾经想下班后去运动一下，结果刚迈开腿，就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

路边的美甲店，张芳芳睬都不睬，那不是干活人该考虑的。年轻时，她的头发又多又黑，这些年在外墙风吹日晒，头皮毛囊受损，头发掉得多、长得慢。她之前看过一个广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她不认同这句话，她觉得“丑女人”不是懒，而是没有时间和金钱。

张芳芳在家里排行最小，姊妹三人中，她和母亲脾性最像。姐姐心疼她，觉得这活儿不是女人做的，“有几个女的像你这样？”但妹妹有自己的坚持，“谁不愿意做个小女人？我也想有苗条的身材、光滑的皮肤，但是你注重这些什么都干不了，我不能只顾着自己”。张芳芳同样有一颗爱美的心，但在“蜘蛛人”小芳的身份里，爱美是自私的表现。

如果这名女性又恰好是一位母亲，她大概率会面临比丈夫更复杂的挣扎。同样是外出打工，在苏州时，每到晚上9点，张芳芳就开始担忧，公公骑车去接小儿子下晚课的路上会不会磕了摔了，“这原本是我该做的”。

似乎母爱的底色总夹杂着愧疚。下定决心去苏州前，她经历了漫长的心理斗争，她想着等把母爱给得满满的再离开，但无论怎么给予都填不满对儿子的亏欠。苏州工地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穿着沾满灰尘的工作服着急忙慌地吃饭时，突然想起儿子问自己什么时候回家，眼泪不争气地淌了下来。

十多年前刚进入工地，张芳芳就跟老公约好，为了不让家里四位老人担心，如果他们问起，就说她是打下手的。多年后的某一天，婆婆的同事偶然刷到了她下绳子的视频，婆婆一看画面中的人是自己的儿媳，吓了一跳，立马打电话把他们夫妻俩叫回家。张芳芳一进家门看到两边的家人都在，婆婆当着众人的面打了她老公一耳光，张芳芳望向父母，他们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流泪，“我的心跟刀绞的一样疼”。

在这之后，张芳芳去吉林四平学做酱饼，跟别人合伙开了早餐店，但本地人吃不惯，店开了两个月，房租都赔进去了。一旦拿过外墙的高工资再去做其他的，她总嫌赚得少。父母拗不过女儿，张芳芳又回到了工地。

张芳芳母女三人。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2019年，张芳芳夫妻用二十多年的积蓄买下一间门面房，原本她打算房子拿到后就转行，但至今仍未交房，为此最多时他们欠下30多万外债。门面房就在她家小区对面，每次出门都看得到，碰到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墙有多处明显鼓包，“糟心得很”。我们相处期间，她三番五次提起心里这个疙瘩，几度更改描述的措辞和态度，既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给开发商施压，又担心和对方闹僵最终一无所获。

她讲起小时候有一年，母亲种的地一夜之间全被偷了，“对于庄稼人来说，全家的希望都没了”，即便如此，父母都没让他们姊妹三个饿着。父亲是木匠，他花六块钱买了一棵树，靠这一棵树，一家五口挺过了艰难的一年。“爹娘的辛苦深深埋在自己心里，他们老了，我还能让他们苦吗？”

母亲劝她改行，张芳芳说门面房还没下来，“改不动了”。这么多年过去，关于下绳子的问题，母女俩仍旧说服不了对方。

“谁的儿女谁看见不心疼啊，那么高她就在那提溜着，说她也不听，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母亲说。

“妈，没你想得那么恐怖，两根绳子呢。”小芳拍拍母亲的背。

“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脚。人要知足，你为啥就是不知足？”母亲越说越急。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年轻就是要动起来。”

“听不懂。”母亲撇撇嘴。

“进厂一个月3000（块钱），一家人咋过？你不要看我干活的过程，你得想想你闺女一天能挣四五百（块钱）。”小芳边说边笑。

“你就是财迷。”

“你年轻时候那么累死累活为了啥？”小芳问。

“为了你们仨吃饱喝饱。”

“要是那时候有下绳子，一天100（块钱），你干不干？”小芳笑着把脸凑过去。

母亲别过脸去，中断了这次谈话。

如果见过张芳芳的母亲，大抵就会明白张芳芳身上那股劲是从哪来的。假若女性是一种处境，而母亲可能是这种处境最集中、最典型的照见。人生当然是苦的，但母女俩都选择笑盈盈地和生活抗争，并各自托起了家庭的半边天。

和大多数中国传统农村女性一样，张芳芳从内心深处认定，走入婚姻后，家庭重于一切。某种程度上，幸福是一种自我的、个体的感受，但她定义的幸福，主语永远是全家人。每次走进工地，她最先想到的都是家庭。在苏州时，她觉得和老公两个人去景点玩会对不起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当被追问自己有什么心愿时，她回答，等把儿子们的事情忙完，想跟老公痛痛快快出去旅游玩一场，这里的事情忙完指的不是供完大学，而是带完孙子。

但与此同时，她又向往那些关于独立、自由、梦想的叙事。回到北京后，我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她，照片里密密麻麻的人，大多都面无表情，她回复我，“每个人都在为了梦想努力朝前奔跑，我感觉满满的动力”。2022年，她到北京参加一档节目录制，最受震撼的是北京地铁里的人流，之后她不止一次回忆起地铁里人们的脚步，“太快了，撵不上，真的很壮观”。

离开阜阳前，我们提议陪她去烫个头发，前一天，她讲起自己上次做头发还是五六年前。她原本不情愿，说烫了也是白烫，过完年还要干活，但后来又答应了，“算是给我的40岁留一个最美的画面吧”。走进理发店时，她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把头靠向我的肩膀说，“大城市真好”。

烫发的几个小时里，张芳芳显得格外亢奋。她跟理发师交代，要烫大卷，不然显老。接着又录视频发给老公，埋怨道，“你从来都没陪我做过头发”。

临近春节，理发店很嘈杂，她自言自语着，“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静静坐着看看自己了”“虽然确实老了，但是我也没有那么丑啊”“突然想到我妈以前有一次烫头发时的样子”。她翻出一张年轻时的照片，一个清瘦的女孩，穿着一条橘色长裙，又黑又长的头发散在身后。她正讲着自己当年有多瘦，老公打来了电话，苏州的第一笔工资马上要发了，让她核对下账户信息。她收起手机，一并收起遥远的思绪，那些都是成为“蜘蛛人”小芳之前的故事了。

年轻时的小芳。受访者供图

张芳芳说，对于农民工而言，春节是一年中最放松的日子。这是她长时间离家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她感觉比往年都要开心。

2024年夏天，大儿子就要参加高考了，她还没想好过完年要不要继续去苏州。几天前，老公也从苏州回来了，眼下她正沉浸在团聚的幸福中。老公到家的第二天，她发来消息：回家的感觉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