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史上的名人】

原标题：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

邓中夏（1894—1933），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

1917年，23岁的邓中夏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学习，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3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2军团(后改为红3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到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捕，同年9月21日，39岁的邓中夏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我要当人民的公仆，我绝不去当官”

1917年，邓中夏随父进京，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文学系)。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鼓舞下，邓中夏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并积极投入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

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带领讲演团的成员到街头演讲，使群众懂得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道理。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推为联合会总务干事。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尚德、罗章龙等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18日，邓中夏来到长沙，和毛泽东一起商量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参加到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邓中夏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也在上海组成。根据临时中央局的要求，于同年12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当选为书记。

临近毕业，父亲本想安排邓中夏在北洋政府担任职位，待遇丰厚，但被邓中夏一口拒绝。他坚定地回答：“我要当人民的公仆，我绝不去当官。”

我党开展的现代职工运动从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开始

在北京大学学到马克思主义后，邓中夏就决定从事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他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砸了车，洋车夫们就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工运搞得怎么样了？”父亲也因他参加“过激”活动中断了接济。邓中夏并不气馁，他总结教训后感到：拉洋车的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受帮会影响，真正搞工人运动还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

于是，他于1920年末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我党开展的现代职工运动就从这里开始。在开展“平民教育”的旗号下，邓中夏首先建立工人识字班。开始，有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要是发窝头我们才来上课”。邓中夏耐心去讲解——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终于使大批工人下班后自动来学。他在教文化的同时，用朴素的语言向大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使大家团结起来成立工人俱乐部。邓中夏作为这个俱乐部的代表，为工人们操办各种福利，赢得了工人的信赖。邓中夏在学校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工人最伟大》。他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世界上的一切创造都离不开劳动人民。离开工人群众，谁都活不成，工人是最伟大的。他的慷慨陈词就像火种，在工人群众的心里，烧起熊熊烈火。他这时创作的诗歌，浅显易懂又朗朗上口：“北方吹来了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1921年8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总机构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邓中夏担任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1921年11月他出版进步刊物《劳动音》，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5月1日，邓中夏被选为长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同年7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3年2月，邓中夏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并在全国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1923年4月，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在上海大学任职的二年中，他聘请了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任弼时、李达、萧楚女、李立三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校任教，利用上海大学为党培养人才。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所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意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大会选举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组织临时中央局，邓中夏被推选为委员长，主持团中央的工作。1923年10月，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杂志。

1924年中国工人运动又掀起高潮，邓中夏离开了青年团工作岗位，专心致力于上海工人运动。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撰写了不少文章，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卓越见解。

1925年4月，邓中夏受党的委派，离开上海，筹备并组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为响应五卅运动的号召，他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在省港大罢工中，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多少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邓中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注重在革命实践中学习马列理论，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对理论学以致用，提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就要用先进的理论唤起民众。邓中夏对于指导和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学术研究贡献较大。其《工会论(上编)》和《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是最早从宏观上对中国工人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两部专著，尤其是后者，直至今日仍是该领域有价值、权威的著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邓中夏坚决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受中共中央派遣于1927年7月20日到九江，与李立三、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分析形势，提出建议。随后，他又参加了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而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江苏省委书记并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委，并曾兼任中央军事部代部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受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2月，邓中夏又被派往香港，任广东省委代理书记。2月末，由于密探得到密报，邓中夏在香港被捕入狱。1928年3月18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虽然邓中夏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由于邓中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巨大影响，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5月，经周恩来等组织营救，邓中夏从香港出狱，回到上海，立刻得到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通知，前往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筹办中共六大。6月18日，邓中夏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0年7月19日，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在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强力支持下，邓中夏被党中央派往苏区，领导红二军团和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坚决地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1931年1月，王明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后，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于该年底回到上海，等候中央的发落。1932年秋，党组织委派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国统区的地下工作。

“我就算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甚一日。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互济总会布置工作，被法国租界巡捕逮捕。邓中夏化名施义，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不暴露自己身份。同时宋庆龄请律师史良等人帮助辨护，据理力争，所以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邓中夏52天徒刑，并可交保释放。本来邓中夏是可以安全脱困的，但没有想到的是，一同被捕的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敌人得知这一消息如获至宝，立刻电告蒋介石。蒋介石大喜过望，要求将邓中夏带到南京，务必采取一切措施，劝降此人，如果用尽所有办法，他依旧不肯动摇，那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反动派不惜花十多万现大洋，上下打点法租界巡捕房。最终在蒋介石的直接干预下，邓中夏被带到南京，从而彻底失去营救机会。在狱中，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

更严重的是，林素琴还供出邓中夏的爱人李瑛，她在我党担任交通员，早在1932年就被抓捕入狱。很快国民党特务为了确认他们的身份，让邓中夏与李瑛在牢狱相见。这本该是一对夫妻相聚的场景，却显得如此悲凉。当国民党特务将李瑛押到邓中夏面前时，两人的内心都激动不已、饱含深情，脸上却不得不装作冰冷。在特务的质问下，两人都装作不认识。邓中夏首先对着敌人说话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敌人气的大叫，上前就将邓中夏毒打了一顿。这时候，敌人笑眯眯地走到李瑛的面前，说道：“你看看这个男人，是不是认识他？”在敌人面前，李瑛不可能与丈夫邓中夏相认。李瑛语气平静地说道：“我没见过这个人！”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情谊深重的夫妻俩，相见却不能相认，这是一种极其严酷的刑罚。

几天后，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邓中夏与老部下郑绍文见面了。郑绍文见到邓中夏被关押，忍不住地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邓中夏视死如归地说：“我就算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他还写道：“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么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邓中夏这些话深深震撼了牢狱里的众多革命者，这是共产党人面对死亡的最后誓言！在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反动派软硬兼施，手段用尽，但高官厚禄和严刑拷打都没能撬开邓中夏的嘴。在狱中，即使是不断遭受酷刑，邓中夏仍然坚持给难友们讲革命思想，讲工人运动，讲中国的前途。讲着讲着，鲜血就从伤口里流了出来。他用钢铁般的意志告诉世人，什么是革命者的气节，什么是共产党员的信仰。知道时日无多的邓中夏，拖着虚弱的身子，在墙上写下——“但看十年后，红花遍地开”，用他的乐观和信心，慰勉着狱中的每一个人。

1933年9月，邓中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深情地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21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邓中夏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9岁。

邓中夏牺牲三年之后，在组织的营救下，李瑛走出了敌人监狱。怀着对丈夫的无限哀思，李瑛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途。李瑛将名字改为“李夏明”——“夏”，就是邓中夏的“夏”，“明”，则象征着光明，意味着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李瑛先后在国家劳动部、轻工部工作，她曾千方百计寻找自己和邓中夏所生的，被送给别人抚养的两个孩子。可是，李瑛苦苦寻找多年，也没有两个孩子的半点音讯，这让她无比痛心。在此期间，李瑛还先后三次以邓中夏妻子的身份，来到邓中夏的家乡湖南宜章，去看望邓中夏的家人。

作为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中夏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邓中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鞠躬尽瘁，呕心沥血，英勇奋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邓中夏虽然牺牲了，但他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他光辉、奋斗的一生也将永远铭记在史册上。（李忠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