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史上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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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延安时期的工运领袖

邓发（1906年-1946年），广东云浮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过海员工人，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中央苏区时期，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途中参加遵义会议。1939年秋，邓发从新疆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是延安时期党的工人运动事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中国人”

1936年6月，邓发在西安会见了即将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邓发是斯诺此行见到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交谈中，邓发身上独有的气质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书中这样描写邓发：“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伪装，他并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矫捷……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中心，不把到处追击他的特务放在眼里……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中国人！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在斯诺笔下，邓发是一位让人“意想不到的中国人”。回顾20余年革命生涯，邓发担任过许多工作性质截然不同、让人“意想不到”的重要职务。大革命时期，邓发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担任过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香港市委书记。中央苏区时期，邓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首任局长，李克农、潘汉年、李一氓等都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这也是斯诺称邓发是“中国秘密警察的头子”的缘故。

长征途中，邓发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在会上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4年1月，邓发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面抗战爆发后，邓发继陈云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还倾力领导新疆航空队，为我国现代化空军和民航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回到延安后，邓发接替陈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1940年初，党中央为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又调邓发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此后他一直肩负党的工人运动领导工作，直至遇难。

在延安，邓发和老战友邓小平住在一个窑洞里。邓发和邓小平私交甚笃，工作开会之余，便古道热肠地一心一意要帮助邓小平找一位革命伴侣。在邓发等人的帮助下，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喜结连理。刘英曾对邓榕说：“那时候，在延安，邓发带着你爸爸，两个人一天高高兴兴地到处转，人们都说他们活像两个游神一样！”邓发充当“红娘”不止这一次，在新疆时，邓发曾一手促成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婚事。当时，受党中央安排，毛泽民化名周彬在新疆负责财政工作，朱旦华则在迪化女中任教导主任。在邓发的撮合下，毛泽民和朱旦华很快相识相爱。在一次茶话会上，邓发诙谐地宣布“我们的男厅长周彬和我们的女教师朱旦华订婚”。朱旦华晚年回忆，邓发在茶话会上“活跃非凡”。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人出身的邓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坚持不断学习，广泛涉猎、刻苦钻研各类知识，积淀了丰厚的人文素养。特别是在延安，邓发掌握了较高水平的摄影技术，将自己所看到的、经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点点滴滴拍摄下来，诸如革命青年不畏艰险奔赴延安、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处从新疆返回延安、延安学员就餐、抗大学员纺纱、中央党校工作生活等，成为真实反映延安革命生活不可多得的珍贵影像史料。在参加世界工联大会闲暇之余，邓发几乎跑遍了巴黎所有博物馆，傍晚时偶尔倚靠在窗前凝望云彩和落日，像诗人一般说出“人原来是自然的产物，也一定喜欢接近自然的”这样优美的语句。旅法著名音乐家李献敏邀请邓发、朱学范和李佩到家中作客,邓发应邀即兴唱了一首解放区歌曲,表现出极高的音乐修养。

重视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培养

周恩来曾说，邓发是“工人队伍培养出来的领袖”。从一线工人成长为工运领袖，邓发深切地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

1939年5月15日，延安工人学校开学，邓发与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开学典礼。邓发在讲话中重点强调工人学习的重要性和工人党员的模范作用，受到与会人员的欢迎。1940年12月，邓发撰文指出：“教育工人阶级是职工会严重的任务……职工会应把教育工人阶级的工作当作是经常的工作任务。”他特别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整个民族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部分，必须根据这些原则去说明抗日政府的劳动政策及职工会的任务，并以此来教育职工会干部。”

为提倡工人干部要不断学习，邓发多次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学习的重要性。李培基曾回忆，自己当时不爱学习，邓发便告诉他：“只凭自己的历史在革命队伍里混，而不学习，就会做时代的尾巴。只凭自己的忠实可靠并不能代替工作。多学一点东西才能使自己在革命事业上多做一点事。”

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邓发除坚持讲授党建课外，还发挥自己在工运领域的优势，为党校职工班学员讲授“职工运动”，内容涉及职工运动理论、历史、方针和策略。他在《抗战中的职工运动》一课中，用大量数字和具体事实，详细分析抗战期间敌后环境的变化，阐述敌后职工运动的任务、方针、策略等。期间，不论是教学工作、政治工作，抑或是后勤工作，邓发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与教职员工打成一片，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学员庄焰（曾任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说：“党校校长邓发同志，是大家所熟悉的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他出身海员，精明机智，平易近人，热情好客，经常带着爽朗的笑声。他经过长期的革命磨练，刻苦自学，文化水平和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很高，讲课、作报告时，语言精彩，滔滔不绝，是个宣传鼓动家。”

1940年2月，《中国工人》月刊在延安恢复创办。在主持《中国工人》期间，邓发亲自参与编辑出版，逐渐使《中国工人》形成以“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短小精悍、生动有趣”为特点的著名刊物，成为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和团结工人群众的桥梁之一。参与《中国工人》创办的陈用文（曾任工人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全总书记处书记）回忆，邓发在领导办刊时“特别注意稿件的政治意义，反对夸夸其谈、现象罗列；主张真实朴素，每一字句要说明问题”，并且每一期发稿，不论是干部与工人的文章，邓发都逐字逐句的批改。陈希文（曾任全总文教部副部长、工人出版社社长）也感叹说：“邓发同志不仅是我理想上的导师，而且是我生平最好的一位国文教员。”

邓发还非常注重对工运理论的研究，在繁忙的工作中撰写大量理论文章，如《论抗日根据地职工会的基本任务》《论抗战中的民生问题》《中国职工运动目前的任务》《中国妇女职工及其活动状况》等，在指导工人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李颉伯回忆，邓发1941年亲自动手，总结了抗战以来各地区的职工运动的经验，作为中央指导职运的参考，并“亲手起草了中央关于解放区劳动政策的指示，在指示中明确规定了公私两利、劳资兼顾的方针，纠正了某些狭隘的行会主义与经济主义的残余思想，以利各阶层的团结”。查阅党中央关于工人运动的文件，可以初步判定，李颉伯所提到的这个文件，指的应是《中共中央劳动政策提纲（草案）》。这一文件，对正确指导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领导开展赵占魁运动

1941年，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劳动模范，其中尤以赵占魁最为著名。1942年9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农具厂号召学习模范工人赵占魁》《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等文章。

毛主席得知后，便对邓发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支持全边区和其它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要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厂各生产单位去。”随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号召迅速掀起学习赵占魁运动。不过，当时许多工厂并没有重视，边区总工会也没有具体的推行办法，致使赵占魁运动并没有迅速开展起来。

1943年2月，在“二七”纪念大会上，邓发向工人代表和干部讲了开展赵占魁运动应该注意的问题，并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的署名文章，分析运动开展情况，明确工作方向和办法，号召“为了坚持抗战，克服困难，最后战胜日寇，让我们每个工人起来学习赵占魁吧”。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将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由邓发任书记，不再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这样，邓发得以集中全部精力投身根据地经济建设，全力组织开展赵占魁运动。

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各工厂厂长联席会议，邓发特地将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作为会议主要讨论内容，与建立健全公营工厂管理制度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讨论检查、研究办法。5月7日，邓发在《解放日报》发表《在公营工厂中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一文，强调一切工厂管理人员、职工会干部、党的工作者要一起领导好赵占魁运动。同时，边区总工会派干部陆续到各地协助推动工作开展。于是，赵占魁运动在边区各工厂普遍开展起来，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崔田夫在总结赵占魁运动时说：“在‘二七’大会上，邓发同志对到会各工厂工人代表和工厂干部讲了今后开展赵占魁运动应注意的问题外，同日并在解放日报发表‘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的论文，指出在边区发动赵占魁运动的可能条件与今后开展运动的方向和办法，从此赵占魁运动才开始进入另一新阶段。”

1943年7月，邓发到工厂蹲点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检查开展赵占魁运动情况，提出劳动模范的基本标准，把生产数量和质量提高到新的水平，为赵占魁运动全面持久地开展提供具体办法和措施。这些经验很快传播到全边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邓发还亲自指导中央印刷厂和农具工厂开展赵占魁运动，召集两厂的党、政、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谈心谈话、交换意见，帮助工人制定个人生产计划。来自两厂的工人崔锁贵、姚文田等积极响应赵占魁运动，专门给邓发写信向其他工人发起挑战。邓发在复信中勉励说：“你们所表现的劳动态度和学习精神，充分表现出你们驱逐日寇的决心，和努力参加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热忱。你们奋不顾身的劳动和努力学习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希望你们将这种精神和计划坚持下来!”

在与职工朝夕相处中，邓发与广大工人工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有一次，赵占魁烫伤了脚，邓发闻讯后立刻携带鸡蛋等前往中央医院探望慰问。丁玲曾问邓发怎样才能接近群众，邓发毫不掩饰地说：“把工厂看做自己的家，能做什么就动手去做，厂里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就是自己的责任。”习仲勋回忆说：“邓发同志曾经整月整日的住在边区的工厂里，他亲自帮助边区的工业建设，他亲自教导边区的工人。边区人民永远难以忘怀他为边区立下的业绩。”（石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