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史上的名人】

原标题：

张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主题）

他是第一个牺牲在战斗一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副题）

张太雷，1898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1927年12月12日，在广州起义中，张太雷英勇牺牲，年仅29岁。张太雷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

张太雷原名曾让，字泰来，“张太雷”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寓意“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张太雷的祖上是当地有名的世家，但到了他父亲张光斗这一辈，只是个秀才。张光斗一直赋闲在家，偶尔揽到些抄写文牍之类的小事来干，收入极其有限。为了谋生，他便带着不满三岁的张太雷到安源煤矿，在洗煤台当文牍。当时安源矿区没有学堂，连私塾也没有，张光斗就成了张太雷的第一任老师。张光斗从《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教他识字、断文，后又教他背诵唐诗、宋词以及算术、地理、天文等学科的知识，同时培养张太雷勤奋好学、自我监督的好习惯，这对于张太雷一生的成长非常重要。

在安源煤矿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却是充满希望且其乐融融的。正当他们一家人兴高采烈欢度1906年春节的时候，张光斗因急症救治无效死亡，使得张太雷的生活再次陷入未知和迷茫。无依无靠的母子最终回到故乡常州，在亲朋的资助下，张太雷进入私塾读书，他发愤学习，各科学业成绩都很优异。1911 年，张太雷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

张太雷在北大法律预科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北大的预科要学习三年方能转入正科，这无疑延长了学习的时间，增加了学费的负担，因为他是靠亲友资助上的大学，自然希望尽快完成学业。此时，他得到一个信息，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招考特别班，进去后只须学习一年的预科就可转入正科，这样比在北大可少学两年的预科，毕业自然比北大也提前两年，可以节省很多费用。张太雷立即报考，同年冬顺利考入。

张太雷进入北洋大学后，先在法科预科班学习，主要补习英文和法学知识，并于1916年升入法律学门己班学习。张太雷所在的法科己班，有一位来自美国的福克斯教授，张太雷的英文水平在班上比较突出，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再加上他性格开朗，为人随和，所以深受福克斯教授的赏识，邀请张太雷做自己创办的《华北明星报》的编辑。这份工作，为他接触社会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渠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令张太雷非常激动，他通过福克斯教授和进步同学得到有关书刊，还阅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开始学着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社会，他对好友说道：“做人要整个地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从此，他从思想上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这是他由民主革命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开端。

1919年2月，张太雷和几个同学成立社会改造社，宗旨是“变革黑暗的中国，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有科学文化的新中国”。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它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使张太雷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当北京的五四运动传到天津，张太雷兴奋不已，积极响应并参与。6月1日，张太雷和林汝植、李则昂、陈汝良等人组成北洋大学讲演第二团，先赴塘沽小学讲演，后又到东大沽、西大沽等地，先后讲演六次，每次听众多达数百人，许多人主动给他们搬凳子、端茶水，欢迎他们来作讲演，有的人听后十分感动地说道：“先生们所讲的话真对，如果能一个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在他们返回天津时，又在塘沽车站宣传爱国思想和抵制日货的道理，“听者塞途”，当他们登上火车后，“听者犹相聚不散，引颈遥望，似恨时光短促，不能尽所欲闻”。

当时的直隶省省长曹锐为了限制和平息天津的学生运动，派出武装警察封锁了北洋大学，不准学生自由出入校门。6月6日，张太雷和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提出第二天全校学生一齐冲出校门，到校外宣传演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6月7日上午，北洋大学的全体学生聚集在校门口与士兵发生冲突，曹锐增派步兵、马队近300人，将北洋大学校舍包围，学生们无法走出校门，未能按原计划外出游行宣传。天津《益世报》6月8日对此活动报道时说：“不意人文荟萃之所，一变为狴犴之地。”

8月5日，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命令军警枪杀爱国人士，制造了“济南血案”。8月23日，北京、天津的25名学生代表在北京新华门前请愿，抗议马良屠杀爱国民众，要求惩办刽子手马良以平民愤，北京政府竟然逮捕了这些代表。这一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立即组织数百人的代表团，分批赴京营救被捕代表。

张太雷是北洋大学的学生代表，又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评议长，他和数百名学生赴京营救被捕学生。到达北京后，他们和北京的学生代表汇合成5000多人的队伍，举着小旗，喊着口号，聚集在天安门，到西苑门、新华门、国务院三处请愿，沿途演讲宣传。到达总统府后，要求见总统，当面陈说要求。在总统府门口受阻，学生们就向阻拦他们的军人宣传救国的道理。同学们坚决表示：“愿舍身救国”，“即或不幸而亡，亦必令天下后世知大中华民国之亡，亡于政府，非亡于人民也!”张太雷说：“同学们，我们又受骗了！既然政府没有诚意，我们要想个长久战斗的办法。我们现在住在天安门，就把它改为‘天安村’吧，分别组织宣传、接待、编辑、医务、通讯、后勤等各部门，以便维持秩序，坚持斗争！”斗争持续到了第三天，反对派为了驱赶请愿学生，用枪托毒打学生，并且逮捕了300多人。消息传出，北京大学在校的学生近千人全部出动，包围了警察厅，要求释放代表。各地团体抗议函电纷纷飞向北京，天津几千名学生也包围了天津警察厅，反动政府在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代表全部释放。张太雷这才和赴京请愿的同学一起返回天津。张太雷在这次赴京请愿中，不仅得到了锻炼，还结识了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人，这对他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有很大的帮助。

投身工人运动

张太雷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又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论述，开始重视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他一面阅读工人运动的书籍，一面到京汉铁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去作调查研究，这也是他毕业以后，从事革命的主要活动之一。他写了一篇记述中国工人阶级的文章，刊登在《工人世界》九月号上。张太雷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中国，只有大城市和外贸开放的港埠才有一些工厂。……不过，大多数中国无产者并不在这些外国人的工厂中做工。大体说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主要成员是在中等的本国工业企业里，且多为手工业工人。只是近些年，在西方文明、欧美和日本的工商业的影响下，中国的轻重工业的工厂的数目才开始逐渐增加起来，工人数目也随着逐年增长。截至1920年，工人总数已达六百万。其中，以机器操作的工人的数目不超过三百万……”张太雷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他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个起步，以后他更是不断地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研究工人运动的理论，并且热情积极地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成为了他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0年冬天，李大钊派张太雷、张国焘、邓中夏、谌小岑等人到长辛店、唐山、南口以及京奉、津浦、京汉铁路沿线工人集中的地方去活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以平民教育为名，作为培养工人的骨干、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当时由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捐了一笔钱作为开办费，派张太雷和邓中夏前去负责进行。张太雷、邓中夏一行到达长辛店后，受到工人们的热情欢迎。张太雷经常联系他们生活的实际情况，深入浅出地讲解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他问工人：“我们工人每天做工，资本家不做工，为什么他们生活得比我们好得多呢？”有的工人答道：“他们是靠剥削我们才过得好的。”张太雷又问：“他们是怎样剥削的呢？”工人们说：“我们做的产品，卖了大钱，可他们只给我们小钱。”张太雷听了说道：“你们说的没错，但还不够全面，我把这其中的秘密告诉你们，我们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后就能得到钱，这就是产品的价值，这个产品的价值是我们工人创造的，其中除了购买原料、机器磨损、厂房折旧、管理费用外，其余的钱照理应该全部分给工人，资本家只能拿投资的消耗和管理费用，可是资本家把工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拿走了，只给工人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那一小部分，这就是剥削了工人。”说到这里，张太雷略为停顿了一下，用手扶了一下眼镜架，接着问道：“工人被剥削的这一部分叫什么？”工人们回答不上来，张太雷说道：“工人被剥削的那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说完便用笔在一张纸上写下“剩余价值”四个大字，高高地举起来给大家看，工人们看了，有的点头微笑，有的张嘴朗读，还有的用手指在大腿上照着样子写下这四个字，从表情上看得出来，他们都为得知了资本家剥削他们的奥秘而十分高兴。

劳动补习学校除了对工人学员讲解革命的道理外，还开设国文、算术、常识等三门课程。他们所用的识字课本是张太雷他们自己编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字。他们在讲课时，先教工人们识字，然后再讲革命的道理，把学文化知识与革命的道理结合起来，使学员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同时提高，认识到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些工人学员后来就成了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随即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会，他们领导广大工人开展斗争，使得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

我党最早参加国际共运的活动家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筹组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且欢迎天津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同学参加，张太雷得知消息后欣喜万分，立即写信给李大钊，报名参加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组织的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1920年10月下旬，在李大钊的指示下，张太雷决定把天津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并召开会议宣布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在此基础上，1920年底，张太雷在天津组建了共产党组织，由他担任书记。

1921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向李大钊提出要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去远东书记处参加工作。李大钊考虑再三，认为张太雷“学贯中西，才华出众”，是最佳的人选。当李大钊把这个决定告知张太雷时，张太雷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同意，因为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到俄国亲眼目睹十月革命后的情况，那样比从书本中了解会更加直观，感受会更深；而且能够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中国革命的事业无疑是大有好处的，对自己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他何乐不为呢？

他化装成商人，越过边界，历经艰难，终于到达伊尔库茨克，被安排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工作。其间，他把自己编写的有关中国情况和中国革命的通报，寄给俄国各家报社发表。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国际性的工作，力求拓宽自己的工作领域，以便从中汲取更多的组织经验。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与俞秀松、杨明斋前往参会。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也就是7月12日，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大会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这一天的大会上代表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演讲。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走上国际讲台，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撰写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长约1.5万字。可在会议进行了1个多小时后，大会突然决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发言的时间又太短了。怎么在短时间内把要说的内容都表述出来呢？张太雷马上镇静下来，开始整理思路。他在纸上列出提纲，写下一些关键的语句，试图把长报告浓缩成5分钟内讲完的稿子。这时，突然听到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张太雷从容不迫地走向主席台发言席。

没有讲话稿，充满自信的张太雷，用洪亮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谈了远东的革命问题，同时呼吁大家重视和支援中国革命事业，他说：“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呢？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5分钟的演讲一结束，会场上立即爆发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代表还大声地喊道：“同意！”张太雷赢得了各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尊重，被誉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亮相共产国际舞台开了一个好头。

除了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外，张太雷还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还有幸见到了列宁，聆听了列宁的演说，这是他引以为荣的。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张太雷奉命于1921年8月回国。

领导广州起义不幸中弹牺牲

张太雷回国后，继续奔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革命斗争一线，为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工人运动等革命事业而奔忙。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张太雷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广州工作，同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彭湃等一同发动了省港大罢工，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主席团成员、宣传部长职务。1926年10月，北伐战争胜利后，张太雷到武汉参与筹组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4月，张太雷受中共中央指派，接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后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陈权为委员，张太雷兼任广东省委书记，离开不到一年时间，张太雷又回到了珠江之滨。

为了对抗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响应南昌起义，张太雷到广东的第二天就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筹备委员会会议，向到会人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上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分别组织了广州、北江、西江暴动委员会，为广东起义做准备。

1927年11月底，一艘邮政船停泊在广州沙面白鹅潭里，帆布将两丈来长的船舱包裹得严严实实，20余人在舱内挤得满满当当。张太雷跨进船舱，盘腿坐下，说：“同志们，好事近！咱们决定在广州举行工农兵大暴动！”话音刚落，大家都凑上前去，不敢放大声音，只把拳头捶在船舱板上，或是拳对拳地笑着。

敌我力量悬殊，任务艰巨，但起义的火焰势不可挡。12月11日3时许，张太雷发布“暴动，夺取政权”的口令，3声来复枪响击破了城市的寂静，起义部队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枪声、呼喊声、口令声越来越密，火把和车灯照得城市一片血红，队伍像暴怒的猛兽，攻下观音山，拿下公安局，迅速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

天亮后，公安局大门口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字样。张太雷身穿“草黄色亚丝绒军装，腰系开岔皮带，打了绑腿……十分英武地坐在当中”，向同志们发表宣言：“工人群众夺取政权，组织了苏维埃政府”，“你们的胜利，对于帝国主义是很大的打击。”

此后，张太雷一直穿着这身黄色军装奔走在起义前线。12月12日，敌人向起义军发起反扑，张太雷按计划在西瓜园广场召开大会，以激昂的声音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宣讲声夹杂着群众的掌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会议结束不久，张太雷得到了可靠情报，敌军正向总指挥部扑来，他急忙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以及司机和警卫，一共四个人乘坐一辆敞篷汽车，赶赴北大门指挥战斗，当汽车行驶到半路时，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群穿便衣拿着枪的人，由于已经到了晚上，看不清他们有没有系起义的标志——红布带，司机和警卫也缺乏经验，以为这群便衣是赤卫队的，没有任何防备。突然他们一下子就散开，跑到路边举起枪就射击，原来他们是反动武装组织的便衣队。坐在后排的张太雷，一边拔枪一边喊道：“保护共产国际代表！”张太雷不幸连中三枪倒在车内，当场壮烈牺牲。一起牺牲的还有卫士和司机，共产国际代表由于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枪响时缩在后座里，枪响过后就跳车脱离了险境。事后，有人回忆道：“太雷同志刚负伤时，用俄语讲了这样一句话：“哎哟，可恶的魔鬼。”他用自己璀璨短暂的生命历程，践行了“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的铮铮誓言。（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