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决定》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其中明确提到“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决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决定》对一系列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进行部署，第一条即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决定》提出，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对澎湃新闻表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肯定需要生产率的提升，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一些比较新的技术、一些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说高质量发展是目标，新质生产力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的方式、方法。只有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更高的生产能力、更高的生产率，才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是《决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一环。”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对澎湃新闻表示，新质生产力以其创新性、高效性和可持续性等优势，源源不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与活力。“这种先进生产力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建立健全适应不同地区特点的体制机制，可以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技术革新、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从而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而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现。

　　“新质生产力指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托创新这条路，必须对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全面变革，所以，新质生产力是路径，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结果。”盘和林说。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决定》可以看出，培育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未来财政、金融等各类经济资源都会向新质生产方向集聚，各项体制机制改革也将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展开，疏通各类堵点、卡点。

　　各地要“因地制宜”发展，不同产业则适用不同政策安排

　　《决定》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同时就不同产业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安排。《决定》提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

　　张斌认为，“因地制宜”更多指向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工作中的定位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各种新技术、新方法，但并不是说每个地方政府都要集中发展所谓新产业，而是要根据当地情况，比如要推动新产业发展，那这个新产业跟这个地方能不能很好契合？另外，理解“因地制宜”，就是地方特色产业也要发展，各地要把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有些体现方式是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有些体现方式是更好的资源配置方式、更好的组织形式。

　　“只有那些过去有很丰富的管理经验，特别在产业投资方面有经验的，与此同时也有相应财力的地方政府，可以做一些新兴产业先导期的培育、孵化，但其实能具备这样条件的地方政府并不多。”张斌说。

　　王青表示，前沿科技创新普遍具有成本高、风险大、周期长的特征，一些地方如果不顾及自身的基础条件，依靠政府补贴强行上马，最终很难达到科技创新的预期效果；即使达到科技创新标准，若不能有效对接市场需求，也难以实现经济效益，无助于高质量发展。

　　《决定》对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传统产业的发展从体制机制完善上提出要求，对此，张斌认为，这主要强调在中央层面上也要有适合的规则和标准，“中央跟地方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提升新质生产力方面，竞争规则、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等，更多是中央来牵头，包括一些基础的、一般性的科研也都应该由中央政府出面去做。”地方政府更多在于执行，结合自身区域特点，在不同的特色产业培育方面做好工作。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优势制定不同策略，也针对不同产业属性和特点制定不同的激励和治理方针。”盘和林说。

　　朱克力认为，未来产业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需要持续的创新投入和制度保障；新兴产业是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需要完善的治理体系和市场环境；传统产业则是我国经济的固有基础，需要通过国家标准提升来引领其优化升级。“这一系列部署旨在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构建一个多元化、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通过针对不同产业特点进行精细化的制度安排，更有效推动千行百业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发展新质生产力涉及各类要素特别是资金的投入问题。《决定》明确，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表示，未来，金融行业应严格落实全会部署，将提升金融运行效率与提升金融行业治理效能有机结合，不断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政策上，田轩建议，应优化间接融资供给，构建政、银、企、保多方联动科技创新生态圈，加大提供“广覆盖、长周期、弱担保”的科创信贷服务。应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化机制改革，通过立法方式逐步推动债券市场标准的统一，通过增信发行等方式提高对创新企业的债券融资支持；创新银政协同引导基金模式，通过央行发行“促进新质生产力国债”吸纳社会资金，并和地方政府一同组建“促进新质生产力基金”，同时以“宽基”和“科技基金”为抓手支持发展民营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推动股票市场关键机制变革，严格落实新“国九条”政策要求，完善上市标准，深入推进发行监管转型，精准识别科技型企业，健全全链条“绿色通道”；适当放宽对科创型上市企业信息披露频次要求，降低创新企业面临的短期资本压力；通过政策优惠引导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资金入市，并流向优质科技企业，壮大耐心资本。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决定》对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也提出要求，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优化重大产业基金运作和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战略要求。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

　　《决定》要求，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朱克力认为，“数实融合”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趋势。《决定》要求健全相关制度，以突破二者融合过程中的约束。

　　在盘和林看来，“数实融合”的约束包括但不限于，首先是技术融合障碍，实体企业中很大部分达不到技术融合门槛，缺乏融合的技术手段，其次是观念和文化问题，很多实体企业存在路径依赖，再者是资金、资源、人才不足的问题，最后则是数据，网络安全问题需要完善的治理手段，在数据安全和“数实融合”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钟辉勇建议，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除了要打造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体制、政策环境，鼓励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外，也需要建立完备的数据要素交易体系，推动数字经济的产业化发展。

　　此外，针对《决定》提出的“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盘和林认为，这意味着要在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中为制造业保留一个适宜的比例。“这个‘合理比重’不是固定的数值，而是根据国家发展阶段、国际竞争态势、科技进步趋势以及国内市场需求等因素动态调整的结果。”既确保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又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制造业造成的经济失衡。“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将适时、适度推进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钟辉勇认为，不同地区并不存在相同的制造业比重标准，同样也是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基于市场环境最终会形成一个当地制造业的“合理比重”。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这个“合理比重”也还会随时发生变化，不要人为简单地设定标准。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还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要求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决定》还特别强调企业和科学家在创新中的作用。《决定》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决定》还提出，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轮驱动，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要求。”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说，一方面，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政策落实落地，进一步对各类创新主体和人才“松绑”“解绑”，另一方面，深化人才体制改革，探索实施青年科技人才特殊晋升机制，健全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机制。

　　朱克力认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多方面积极作用，不仅提供了全面创新的制度保障，解决人才与科技创新的脱节问题，还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解决科技创新的融资问题以及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这些积极作用将有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并提升其质量和效益。同时，这些改革措施也能解决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遇到的人才短缺、科技创新融资难、产学研脱节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