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1月31日讯(记者李春晖)不久前央行“官宣”了2024年首次降准：将于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幅度超出市场预期。有观点认为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加大了实施力度，后续发力值得期待。

　　降准之后会再降息吗？此时超预期降准是否为了救股市、救楼市？如何把握降息降准的时点和节奏？中国网财经《财访间》栏目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

　　更大幅度更加全面降息可期

　　中国网财经：我们注意到数日前人大重阳发布的一篇文章建议“尽快大幅降息”，引发了较大反响。随后24日央行突然宣布将在2月5号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您觉得降准之后还应该继续降息吗？

　　刘英：我认为是需要降息的。央行在透露2月5号降准的同时，也宣布了1月25日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利率下降25个基点。这一定向降息举措是一种结构性的安排，在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政策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今年更大幅度更加全面的降息可期。

　　把握好降准降息的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央行此时宣布降准+定向降息符合市场需求。

　　2月5号是在春节前，无论节前企业发放工资奖金、居民集中取现消费，还是开年之际大项目集中开工建设，都对资金有大量的需求。此时宣布降准，首先是满足市场流动性的需求。

　　另一方面，此次降准幅度是近年来幅度最大的一次，直接释放长期流动性1万亿元，超过了去年两次降准的规模。如此大规模降准，对市场信心是一种提振，尤其是在当下。

　　2023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我们的大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我们的经济正在回归正常轨道和实现潜在增速的方向上迈进，去年5.2%的增速来之不易。我们的消费习惯、消费结构都需要时间去回暖去提升，亦或是股市过去几天的情况，大家特别需要提振信心。

　　因此，这开年“第一降”，我们认为它的力度之大、节奏之快、节点把握之准，都是值得点赞的。

　　2024年可能还有多次降准降息，我认为都是可期的。原因是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我们都有降息降准的空间。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美欧开始步入了降息的周期。无论其降息幅度多少、频次如何，对于我们来说是都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我们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周期差在收敛的状态，美欧货币政策对我们的外溢性的压力在减小。

　　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物价水平低位运行，去年12月份CPI是负增长，为更大范围更大幅度的降准降息提供了充裕的政策空间。目前我们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7.4%，1年期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2.5%，都具备下调空间。

　　一年之计在于春，各大市场主体都卯足了劲“等龙来”，想在龙年大干一场。降准降息这个政策开年就推出来了，我们就会更加有信心去加大投资、加大消费。

　　中国网财经：您对于下一步降息的时间节点如何预判？

　　刘英：我认为要“适时适度”，可以更大力度、更多组合拳推进。我们要加大跨周期和逆周期的调节力度。不仅有总量性而且有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有从数量型转到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各种创新和使用。也就是根据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情况、经济数据的反馈，再去进一步推进降准降息的节奏，把握好力度，特别是要注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等。事实上不仅是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区域性政策、就业政策等都要配合起来，加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来的。

　　我们实施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手段的真正目标是推动实际利率的走低，也就是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的稳步下降。如何让降准降息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落到实体经济，而不是让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打转，这个是最为关键的。让货币传导机制更加通畅，让这些资金真正直达实体，让实体经济实现增长。

　　即便是对于股市的提振作用，也不是说让这些长期流动性释放出来以后，直接去投资股市。而是真正的让这些资金能够给到实体、给到企业，让企业运用这些资金实现盈利，进而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股市最根本的是要靠上市公司提升盈利水平，从而能够让投资者盈利，股指才能够进一步走高，这就要靠实体经济增长。

　　担心出现“四万亿”式副作用，是杞人忧天

　　中国网财经：您刚刚提到今年货币政策可能要加大力度来稳增长。一说起货币政策加大力度，一些网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要“放水”，进而联想到08年“四万亿”的“大水漫灌”。您觉得如果我们在逆周期调节上加大力度的话，怎么避免类似08年“四万亿”的后遗症？

　　刘英：对于多次降准降息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我们是一定要去考虑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着会不会出现08年四万亿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有一点杞人忧天。

　　原因就在于当年和现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处境。08年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占比和发展方式不同。当时还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需的依存度还很高。当时外部环境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给我们造成了迅速的、极大的冲击，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企业实际上是“哀鸿遍野”的。当时决策部门去调研回来之后，就提出我们的政策出手要快、出拳要重，四万亿是救市政策。

　　并且我们当时推出来的四万亿政策，跟全球的主要经济的救市规模是基本上一致的。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开了最多次数的领导人峰会，也将央行行长会升格为领导人峰会，这个是为了救市。当时我们推出的四万亿跟美国推出的7800亿美元是规模相当的，包括英国等一些国家也是如此。当时我们不仅是救自己国内的企业、国内的经济，也是在帮助救美国经济和金融。08年金融危机是发源自美国华尔街，进而蔓延到全球的。如果美国经济和金融救不起来，可能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更为严重。所以当时的四万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另一个方面，我当时也提出过建议，四万亿推出来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稳健地去推动。当然可能大家都有些着急，有些准备工作没有做得很好，有的项目甚至可能没有做很好的充足可研，就放出去了，结果带来后面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而这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跟四万亿政策本身是两回事，我们要辩证地来看。当下我们要不要推出更大力度的促增长举措，大家可以讨论。

　　对于当年的四万亿措施，我们需要客观的评价。评价任何一项政策，一定要看它当时的背景，它的历史的决策。我当时做宏观经济分析，看到包括中国在内全球经济都是断崖式下跌，而这些救市政策推出以后，我们的经济迅速实现了反转，全球经济也出现一个V型反弹，而事实证明了这个政策的有效性。至于政策后续带来的一些影响，要另外再去看我们实施过程当中是否存在方式方法的问题，政策执行有没有问题。也就是说，类似的负面影响，可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加以避免。

　　不能把降准降息简单理解为救楼市

　　中国网财经：现在房地产市场还在调整过程中，房价也一直在跌，还没有“触底”的迹象。如果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几乎每次降准降息这种操作以后，房价都会涨起来一波。有网友就觉得这次降准是不是为了救房地产市场？您怎么看？未来我们如果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对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会有什么影响？

　　刘英：此次降准肯定是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恢复的，一定有助于房地产市场发展，而更大力度的降准降息是有助于长效机制的构建的。但至于说这次降准是不是只为了救房市，我倒并不这么认为。

　　对于当下房地产市场，我认为还没有进行市场出清。甚至我认为当下要进行房地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称为“二次房改”的保障房等三大工程将发挥重要作用。

　　古人讲“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保障性住房的作用至关重要。比如说一些年轻人刚开始就业，没有太多钱去购房，需要有一个过渡期。无论是租赁还是租售并举，都需要保障他们的住房需求。

　　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设，需要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市长来管保障房，保障房等三大工程要更加精准有力，另一方面，市场来管商品房，商品房就让市场来管。房价的高低、波动，监管部门就不要去管了，让它自由波动。

　　虽然降准降息不是为了救楼市，但并不是说我们小觑房地产市场。相反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行业依然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前些年单这一个行业就可以贡献GDP两个百分点的增长，还拉动了上下游五六十个行业，并且跟土地财政、金融体系深入嵌套。

　　当下我们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结构、培育新动能等等，都是基于先立后破。不能说在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还没有充分成长为支柱产业时就放弃房地产，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风险。

　　降准降息有助于推动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但并不是让这些流动性直接到楼市里去买房、托底，而是说房地产企业可以和其他实体经济企业一样，信贷环境得到改善，支持房地产的循环打通。

　　对于房地产行业当前的问题来说，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保交楼。保交楼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银行机构，一头连着地方债，还有一头连着建筑行业和房地产企业，是一个核心节点。通过各方努力实现保交楼，房子交到老百姓手里，老百姓就会去装修、置办家电等等，既拉动了大宗消费，进而拉动房地产上下游产业，而且还帮助解决地方债、降低金融风险。

　　有利于拉动消费和投资

　　中国网财经：疫情之后，居民的消费信心比较低，而储蓄意愿比较强，您觉得当前的货币政策对于提振消费信心有什么作用？

　　刘英：毫无疑问降准降息是有助于提振消费的。前两年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大家可能倾向于现金为王，把钱存起来。随着利率逐渐走低，大家就会把这些钱从银行拿出来，去消费或者去投资。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能多干就多干一点”。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多干一点”就是多劳多得，能多赚就能多赚一点，当然也就多花一点。

　　拉动经济增长的抓手，从需求侧角度来看，就是消费、投资、净出口。出口就像“看天吃饭”——看外需吃饭。但一个国家的经济强大与否，主要看内需，主要靠你自己的市场，而不是靠风雨飘摇的外需。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马车。我们的经济逐步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要素投入型，并且进一步转向了创新驱动型。202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2.5%，但是还不够，还可以进一步去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当然消费和投资是互相补充的，互为有效的，甚至是一体两面的。消费也需要投资来带动。我们要靠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的壁垒，这也是拉动投资一个重要举措。

　　中国网财经：您刚刚提到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为了降低实际利率。那么降低实际利率对于制造业以及实体经济具有什么样的利好，以及怎么样才能实现降低实际利率？

　　刘英：有学说认为利率水平的高低也代表着一个文明程度。从实体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要促进增长，核心目标就是降低实际利率，也就是降低实际的融资成本，降低制造业、实体经济真正拿到的资金的利率水平。

　　所以要打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让实体经济切切实实拿到低成本融资。而不是银行金融机构通过降准降息拿到了低成本流动性之后，又在体系内自转，再出来给到实体经济的依然是比较高的利率，这不是我们降息降准的初衷。

　　当下中国经济非常需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仅仅是针对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对所有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这是我们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也是金融的本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非常重要的方面。